中国 俄罗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根据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愿意发展，尤其是通过在海关事务方面的合作发展两国间睦邻关系；
　　希望通过两国海关当局间的合作便利和加快两国间货物和人员的往来；
　　认识到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有损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和财政利益；
　　确信两国海关当局间的合作将使为防止和打击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所做的努力更为有效，议定如下：

　　第一条　定义在本协定中
　　一、“海关法规”系指由海关当局实施的关于货物和物品进出境和过境的一切法律和法规，而无论其是否涉及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或涉及禁止、限制或监控措施，包括对货币进出境的管理；
　　二、“违法”系指任何既遂或未遂的违犯海关法规的行为；
　　三、“海关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俄罗斯联邦方面系指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关委员会；
　　四、“人”系指自然人和法人。

　　第二条　协定的范围
　　一、双方海关当局将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并依照双方各自国内法规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进行合作并相互提供协助，以：
　　（一）便利和加速两国间货物和人员的往来；
　　（二）防止、调查和惩处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
　　（三）保证正确计征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所征收的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
　　（四）交流海关事务方面的专业经验和信息。
　　二、本协定不应影响双方根据其他国际协定或安排所开展的合作，特别是在刑事案件方面进行司法协助的规定。

　　第三条　情报交换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或经请求相互提供一切现有的关于下列事项的情报：
　　（一）可能有助于正确计征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的情报；
　　（二）关于已实施的或策划中的与下列物品进出境有关的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的情报：
　　１．对环境或健康有害的货物或物质；
　　２．麻醉品和精神药物；
　　３．武器、弹药、炸药和爆炸器械；
　　４．艺术品和具有历史、文化和考古价值的文物；
　　５．双方海关当局相互通报的敏感性物品表中的货物和物品。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并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相互提供关于下列事宜的一切现有情报：
　　（一）海关当局在其正常活动中发现并有理由确信在另一方境内将发生某一严重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的情报；
　　（二）可能有助于查处违反海关法规活动的情报；
　　（三）一方海关当局查获的涉及另一方案件的有关私货来源和非法贩运路线的情报。

　　第四条　特别监视
　　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就下列各种情况进行一定时期的特别监视，并向请求方海关当局提出监视报告：
　　（一）有理由确信曾在请求方境内从事职业性或惯常性违反海关法规活动的特定人员的活动情况，尤其是他们自被请求方进出境的活动情报；
　　（二）请求方海关当局所通报的将导致自请求方非法进出境的特定货物的移动情报；
　　（三）有理由确信在请求方境内被用于实施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的车辆、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

　　第五条　核查
　　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向请求方海关当局通报关于下列事项的情况：
　　（一）作为附件随货物申报单递交给请求方海关当局的官方文件是否属实；
　　（二）运到请求方境内的货物是否系从被请求方境内合法出口；
　　（三）从请求方出口的货物是否合法运入被请求方境内。

　　第六条　请求的方式和内容
　　一、根据本协定所提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应随附执行上述请求所必需的文件。如因情况紧急，可接受口头请求，但请求方海关当局必须立即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
　　二、根据本协定所提请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提出请求的海关当局；
　　（二）请求采取的措施；
　　（三）请求的事宜和理由；
　　（四）关于案件和有关事实的概述；
　　（五）所涉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要素的说明；
　　（六）关于所请求事宜项下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尽可能详尽的情况。
　　三、请求应采用被请求方的官方语言或英语或其他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可接受的语言。
　　四、如必要，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可要求对上述请求进行更正或补充。

　　第七条　请求的执行
　　一、为回复请求所执行的任何协助应依照被请求方国内法律予以实施。
　　二、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在其权限范围内应就与请求方境内正在调查的某一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有关的事宜进行核实和询问。
　　三、提供文件或其他材料应被视为执行请求的一种方式。只有在经确认的副本法律效力不足时，方可要求提供原始文件，并应尽快予以返还。
　　四、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应根据其国内法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执行请求。
　　五、如被请求方海关当局非系执行一项请求的合适部门，则该海关当局应将此请求转达给合适的部门，并将此情况及上述请求的执行结果通报请求方海关当局。但是，是否执行上述请求应由被请求方合适的部门自行酌定。
　　六、如被请求方海关当局拒绝执行一项请求，该海关当局应将拒绝执行请求的理由书面通知请求方海关当局。同时，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应向对方提供现有的对于进一步处理请求所涉事宜有用的情况。

　　第八条　情报和文件的使用
　　一、根据本协定所获得的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应仅用于本协定所规定的目的，并受提供上述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海关当局所规定的条件的约束。
　　二、除提供上述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海关当局书面同意并受该当局所规定的条件约束外，上述情报、文件及其他材料不应被用于其他目的，包括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被作为证据使用。

　　第九条　保密
　　根据本协定所获得的任何情报、文件或其他材料，其机密性应受到在接收方境内取得同类情报、文件或其他材料所应受到的相同程度的保护。

　　第十条　协助义务的免除
　　一、如一方海关当局认为，执行一项请求将侵犯其主权、安全和其他国家利益，或将损害该国公私企业的正当商业利益，或将妨碍被请求方境内正在进行的某一程序，则该海关当局可以拒绝提供此项协助，或在满足一定条件或要求的情况下给予协助。
　　二、如一方海关当局所请求的协助系其自身在被请求时所不能向对方提供者，则该方海关当局应在其请求书中声明此点，提请注意。是否执行此项请求应由被请求方海关当局自行酌定。

　　第十一条　打击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贩运
　　一、为加强在防止、调查和惩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并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相互提供关于下列事项的情报：
　　（一）已知或涉嫌参与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活动的人；
　　（二）已知或涉嫌被用于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车辆、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集装箱和邮件。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相互提供一切现有的关于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手段及新的有效打击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方法的情报。
　　三、如双方同意采取控制下交付以查缉涉嫌参与上述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的人，则双方海关当局应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并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就此方面行动的实施进行合作。
　　四、双方海关当局可将本条规定的执行扩展到用于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

　　第十二条　简化海关手续
　　一、经双方同意，双方海关当局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简化海关手续以便利和加速两国间人员和货物的往来，包括货物的过境。
　　二、通过两国共同边界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应从双方协议所确定的检查口岸进出。双方海关当局应尽力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并在考虑到现行国际运输协定的情况下就设在共同边界地区对应海关的办公时间和工作进程进行协调。
　　三、双方海关当局应就相互承认各自的海关封志、标识和海关单证另行协商并做出安排。

　　第十三条　经验交流
　　一、为达到相互了解，双方海关当局应在下列领域内进行经验交流：
　　（一）海关法规；
　　（二）海关对货物、旅客行李和邮件的监管办法；
　　（三）用于海关监管的技术装备；
　　（四）关于走私活动、走私形式、藏匿方式、新的走私工具和方法的情报、查缉方法及其成果；
　　（五）同各国海关、海关合作理事会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经验；
　　（六）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在海关事务方面进行合作，包括：
　　（一）就共同感兴趣的事项，尤其是为获得海关监管技术装备、计算机和其他现代化科技手段应用方面的经验而进行海关官员和专家的交流；
　　（二）海关人员的业务培训；
　　（三）交流与海关业务有关的专业和科技资料。

　　第十四条　费用
　　一、除支付给专家和证人或译员等非海关雇员的费用外，双方海关当局应放弃就执行本协定所产生一切费用获得补偿的要求。
　　二、双方海关当局可就执行本协定第十三条所产生费用的补偿问题另行做出安排。

　　第十五条　协定的执行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相互直接提供本协定所规定的协助，并应为此目的做出具体安排。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安排中央一级海关部门之间保持直接联络，并授权各自地方海关进行联络。为此，双方海关当局将另行协商并做出安排。
　　三、双方海关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本协定解释或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第十六条　适用领域
　　本协定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境和俄罗斯联邦的关境。

　　第十七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协定在通过外交途径收到关于双方业已完成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手续的最终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
　　二、本协定长期有效。双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于上述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俄罗斯联邦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冠林　　　　　　　　　　　　　　　克鲁格洛夫
　　　　（签字）　　　　　　　　　　　　　　　（签字） 　　　　　　　
　　　　　　　　　　　　浅析死者人格利益之保护期（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因素之二商品化利用程度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法律态度，英美法的公开权保护模式与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即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预设固定保护期限，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不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
　　第一，从功能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决定了法律预设固定期限作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英美学者对人格商品化利用的正当化理由存在不同解释，主要是从财产的自然权利、功利主义的主张、经济效率、阻止或返还不当得利、保护人格尊严等角度加以阐释。还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商品化运作的结果。法律为何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一种有力的解释是，在对待新型财产的问题上，有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功能主义的方法注重考虑某种利益成为财产权后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进而判定是否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将该利益认定为财产。与此相对，形式主义的方法则不考虑某种利益受政府保护的原因，而是直接将那些被贴上“财产”标签的利益认定为具有传统财产的所有特性。法律之所以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财产三段论”推理方法的影响：因为公开权具有财产的某些特性，所以公开权是一种财产；既然公开权是一种财产，它就应具有传统财产的其他特性，例如期限性。因此，似乎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否定公开权在权利人死后具有可继承性。公开权大概就是这样被认定为一项财产权的。这种推理显然是以形式主义和“财产三段论”为基础，而形式主义的确立则为法律预设公开权保护期限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规定固定保护期限。在人格之各项财产利益中，商品化利用程度最高的首推肖像，其主要原因当与各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化有关。在英国和美国，肖像是公开权保护的典型对象。依据美国各州的制定法和判例法，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各不相同，在加利福尼亚州为死者死后70年，在奥克拉荷马州为100年，在德克萨斯州为50年，在佛罗里达州为40年，在维吉尼亚州为20年，在田纳西州为10年（但若形象权被利用则可以延展保护期间）。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较高的标准是“可识别性”。公开权保护范围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基于可识别性认定范围的扩大而扩张。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制定法规定公开权的保护范围是“姓名、声音、签名、图片和肖像”，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为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但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死者人格形象的保护期限还受到其损害程度、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公开权往往只保护特定的身份特征如姓名、肖像和签名，但是这些国家的法院也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创设出类似于“可识别性”的概念，用于判定原告是否应受公开权的保护。“可识别性”标准影响甚至决定某类人格之财产利益是否受保护及其保护期限，因为“可识别性”是人格之财产利益能否被普遍商品化利用的基本判断标准。达到法律认可之可识别性标准的财产利益，通常在实践中已被广泛商品化利用，法律对其采取类似知识产权的做法，即规定一个死者死亡后的固定期限作为该财产利益保护期限。
　　第三，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与肖像、姓名等典型人格之财产利益相比，体态、口头禅、装饰风格等商品化利用程度要小得多，甚至其是否应作为人格财产利益受保护都不是毫无争议的。该类利益实则处于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边缘，有的更处于法律认可与未认可的边缘。因尚未被充分商品化利用，该类利益的财产属性未达到可识别性标准，因此法律对其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但因社会关系变动，商品化利用的利益范围逐渐扩大，原本利用程度较低的利益也渐被广泛利用，司法实务可依据社会现实来判断某类利益应否作为人格之财产利益加以保护。法院的基本判断标准为被告是否“以商业为目的，未经对方同意，通过使用个人各种身份标记，盗用个人身份的商业价值”。在其他判例中，公开权保护范围被扩张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头禅、足球明星绰号等人格财产利益。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原本仅保护肖像，但自heinzerhardt案之后，保护范围扩大至肖像以外的其他人格特征（如嗓音）。德国学者认为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应谨慎地类推适用《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即以死者死亡后10年为保护期限。由是观之，对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无论是采公开权保护模式的英美法还是采人格权保护模式的德国法，均持开放性的态度，即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变动，以该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达到可识别性标准为基本判断标准，来决定该利益是否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以及保护期限如何确定。而此项任务主要由司法实务而非制定法来完成。
　　就我国立法而言，现行法仅认可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而忽视、否认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更没有对后者保护期限作出规定。对于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学界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类推适用著作财产权之保护期限，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为死后50年。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参照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来界定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即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但肖像的保护期限应当缩短。个人观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与该利益商品化利用程度密切相关，应以可识别性为基本标准，结合立法政策、利益衡量等因素，对死者人格之各类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作出具体界定。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财产权未必存在于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上，在确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将无形财产视为财产权进行保护时，一定程度的政策选择和对竞争性利益的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及实务经验，我国现阶段较为稳妥的做法是：(1)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可识别性无争议的人格之财产利益（现阶段可确定为肖像、姓名两种利益），适用固定保护期限，并承认其可转让、继承。由于现行法无直接规定，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2)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尚存争议的有关人格利益，原则上仍认定为人格之精神利益，其保护期限依现行法规定为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3)对于原本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存在争议的人格利益，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达到了法律保护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可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情况下以批复、解释等形式将其纳入到人格之财产利益的范围之中进行保护。
　　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二者均应受到保护。但此两类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标准不同。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采“间接说”保护方法，即立足于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该利益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生存期限为限。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系生前人格权之财产权能的转化，其具有可继承性。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死者肖像、姓名等财产利益，可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以死者死后50年为其保护期限；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死者的其他人格利益，可由法院依据社会现实作出适当判断以确定其保护期限。
　　因此，对于开篇所述的两类纠纷可作如下处理：(1)第一类纠纷所涉古人之“名誉”，系属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依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请求权人为死者近亲属，因而其无适格之原告而不受法律保护。(2)在第二类纠纷中，“荷花女案”既涉及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亦涉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对于前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精神损害赔偿等责任；对于后者，其系属现阶段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之人格利益，亦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判定由被告赔偿原告800元，二审判决判定“在确认被告侵权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下，经济赔偿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两审判决均未区分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与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所生之财产损害赔偿，显属不当。“鲁迅姓名权案”仅涉及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因死者姓名属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之财产利益，其保护期限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为死者死后50年，死者继承人在该期限内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该案的审理法院认为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造成鲁迅后人的精神痛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混淆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显属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