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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城镇非住宅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时间:2024-05-03 11:46:1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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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城镇非住宅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城镇非住宅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长春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对非住宅房屋租赁的管理、维持正常租赁秩序,保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城镇和独立工矿区内,进行单位自管非住宅房屋和私有非住宅房屋租赁的单位和个人,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房地局,各县(市)、郊区城建局是非住宅房屋租赁的主管部门,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各县(市)、效区房地产交易所负责非房宅房屋租赁管理的日常工作。
工商、物价、税务、公安等有关部门应配合房管部门共同做好非住宅房屋租赁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非住宅房屋租赁的管理实行地域管辖。我市城区非住宅房屋租赁,由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管辖;各县(市)、郊区城镇非住宅房屋租赁,由房屋所在地房地产交易所管辖。
第五条 非住宅房屋租赁的管理,遵循搞活房产市场,合理利用房源的原则进行
非住宅房屋租赁依照合法、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
第六条 凡出租的房屋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产权明确、证照齐全。
(二)房屋产权必须属出租人所有。
(三)房屋应为完好房、基本完好房和一般损坏房。
(四)房屋无任何民事纠纷。
第七条 非住宅房屋出租,出租人应持房屋所有权证和有关证明文件到房屋所在地房管部门申领《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无《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的房屋一律不得出租。
党、政、群机关,部队、学校出租非住宅房屋,需单位主管部门批准。
本办法发布前已经发生租赁行为的,由房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清理。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由出租人补办《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租赁双方到房屋所在地房管部门补办有关手续;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责令租赁双方停止租赁行为。
第八条 《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最长期限为五年。期满后继续出租的,应重新申领;未重新申领的,不得继续出租。
第九条 非住宅房屋出租,租赁双方必须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双方持租赁合同和《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到房屋所在地房管部门办理合同鉴证手续,未经房管部门鉴证的合同无效。
租赁合同鉴证取鉴证费,每件按房屋租赁合同月租金额20%收取。
第十条 租赁合同需载明下列各项内容:
(一)租赁双方姓名或法人名称及法人代表姓名。
(二)房屋座落、结构、面积、设备及用途。
(三)租赁期限、租金、交租时间及租金交付方式。
(四)房屋修缮。
(五)双方权利、义务。
(六)违约责任。
(七)合同有关的其它事项。
第十一条 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五年。租期已满继续进行租赁的,租赁双方应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按本办法有关规定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 出租人应凭经鉴证的租赁合同到房屋所在地物价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并按规定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及时缴纳各项税金。
第十三条 承租人租赁房屋进行生产经营的,应持经房管部门鉴证的房屋租赁合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开业登记或变更登记,承租人无房管部门鉴证的房屋租赁合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开业登记或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出租人在租赁合同期限内,应保证承租人合法使用房屋的权利,不得无故干涉和随意收回房屋。
第十五条 出租人应保证房屋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及时对出租房屋及时附属设施进行维修养护,并按合同约定方式收取租金,不得预收租金和收取额外费用。
第十六条 出租人在租赁合同期限内,因自用确需收回房屋时,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终止合同,并赔偿因此给承租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出租人如于终止合同六个月内另租他人的,原承租人有要求出租人重新履行租赁合同的权利。
第十七条 在房屋租赁期限内,出租人出卖、抵押、典当房屋时,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终止合同,并赔偿因此给承租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取得权。
第十八条 出租的房屋在租赁合同期限内确需翻修改建的,出租人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终止合同,并赔偿因此给承租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因不可抗力造成房屋损坏翻修改建的除外。
第十九条 承租人应爱护房屋及附属设施,按租赁合同约定使用房屋和交纳租金,不得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
第二十条 承租人如需改变房屋用途,应事先征得出租人同意,变更房屋租赁合同,并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承租人如需改修房屋应事先征得出租人同意,并经房管部门安全鉴定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一条 遇有下列情况的,出租人可解除租赁合同:
(一)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将房屋转租、转借、转让、转兑的。
(二)承租人擅自拆改、损坏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或改变房屋用途的。
(三)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累计三个月以上的。
(四)承租人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
(五)出租的房屋因国家征地拆迁的。
(六)出租的房屋损毁,经房管部门鉴定不能继续使用的。
因上款中第(一)、(二)、(四)项原因给出租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承租人应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情况下,承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出租人赔偿损失:
(一)出租人不履行维修房屋义务的。
(二)出租人不按合同规定收取租金的。
(三)出租人提出无理要求或干扰、妨碍承租人生产经营活动的。
第二十三条 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发生变更、解除的,均应到房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 非住宅房屋租金实行商品租金,商品租金由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税金、保险费、土地使用税、利润八项因素构成,具体租金标准由市房地局会同市物价局核定。
租赁双方经协商可将租金上浮,超过商品租金标准部分,由房管部门征收超标费,超标费存入财政专户,用于城市危房改造。
第二十五条 超标费的收缴,以月租金单价为基数。采用超额累进计算的方法,由出租人按月缴纳。
超标费费率由市房地局会同市物价局核定。
第二十六条 租赁双方应接受房管部门的管理,并向房管部门交纳管理费,管理费收费按物价管理审批权限报请批准后执行。
管理费由租赁双方承担百分之五十。
第二十七条 出租人、承租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房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出租人未申领《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擅自出租房屋的,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对出租人处以非法收入二至三倍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出租人变相收取其它费用的,除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外,并处以非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租赁双方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出租人未到房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除责令其补办登记手续外,并处以三十元至五十元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人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房屋的,吊销《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并提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承租人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撤销租赁合同,并提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吊销《非住宅房屋出租许可证》的,房屋租赁合同亦应解除。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不按规定缴纳超标费和管理费的,除责令其限期补交外,并处以应缴费额1%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罚部门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复议结果如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执罚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房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市政府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规定相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涉外非住宅房屋租赁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房地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3月21日

江西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附:英文译本)

文号:江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167号

  《江西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已经2008年2月23日省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吴新雄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江西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了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根据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救助工作协调机制,采取积极措施,依法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并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政府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财产用于救助工作的,依法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第四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并在救助站内设置未成年人生活区;有条件的,可以设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设救助站的地方,应当有专人负责救助工作。
  
  救助站应当设置在交通便利、容易查找和远离危险的区域,并配备符合救助工作需要的设施、设备和人员。
  
  第五条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乞讨人员,应当主动实施救助。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设立救助站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监督救助站贯彻执行有关救助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对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
  
  (三)调查、处理救助站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四)协调救助站与其他部门、单位的工作,帮助解决救助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五)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履行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职责:
  
  (一)公安、城管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对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对其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应当送当地卫生部门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或者通知当地急救中心送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并告知当地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对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教育、劝阻。
  
  (二)财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经费的落实,并根据当年救助工作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同时依法对救助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卫生部门负责确定救治流浪乞讨人员的定点医疗机构,并指导其做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治工作。
  
  (四)交通、铁道等部门应当对救助站或者民政部门为流浪乞讨人员购买乘车(船)凭证,接送流浪乞讨人员进出站提供方便。
  
  (五)发展改革、教育、劳动保障、司法行政和残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相关的工作。
  
  第八条城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发现本辖区内有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或者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求助。
  
  第九条码头、车站及流浪乞讨人员活动较多的其他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协助救助站在显著位置设置引导牌,标明救助站所在位置及联系电话。救助站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应当每天24小时有人接听。
  
  第十条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时,应当如实提供本人下列情况:
  
  
  (一)姓名、年龄、本人户籍所在地、住所地;
  
  
  (二)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
  
  
  (三)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亲属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四)随身携带的物品。
  
  
  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情况的,救助站应当先提供救助,再查明情况。
  
  对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个人情况的,不予救助。
  
  第十一条救助站应当向求助人员告知救助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救助的内容,询问与求助需求有关的情况,并对其个人情况予以登记。
  
  对经甄别符合救助条件的求助人员,应当办理入站手续。求助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除生活必需品外均由救助站代为保管,离站时归还;对求助人员随身携带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或者管制器具、违禁出版物等,救助站应当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对经甄别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求助人员,应当向其说明原因,出具《不予救助通知书》。
  
  第十二条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提供下列救助:
  
  (一)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
  
  (二)提供符合安全卫生基本条件的住处;
  
  (三)对在救助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四)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
  
  (五)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船)凭证。

  
  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老年人、儿童应当与其他受助人员分室住宿,一般实行单人单铺。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对受助人员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应当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给予必要的保护。

  
  第十三条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主管民政部门备案后,可以适当延长救助期限:
  
  (一)等待亲属、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住所地民政部门、救助站接回的;
  
  (二)正在接受治疗的;
  
  (三)等待安置的。
  
  第十四条受助人员应当遵守救助站的各项管理制度,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殴打、辱骂救助站工作人员和其他受助人员,无理取闹,扰乱救助管理秩序;

  
  (二)破坏救助设施、设备,损毁、盗窃公私财物;

  
  (三)携带并私藏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或者管制器具、违禁出版物;

  

  (四)在救助站内酗酒,从事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五)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对受助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受助人员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犯罪嫌疑的,救助站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处理:

  (一)能够自行返回的,由救助站提供乘车(船)凭证返回。
  
  (二)对受助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员,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省内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跨省的由省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
  
  (三)对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但可以查明其户籍所在地、住所地的受助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其他行动不便的人员,省内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民政部门接回,送户籍所在地、住所地安置;跨省的由省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接回,送户籍所在地、住所地安置。
  
  (四)对因年老、年幼或者残疾无法认知自己行为、无表达能力,而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也无法查明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由救助站的主管民政部门提出安置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安置。
  
  第十六条受助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
  
  (一)故意提供虚假个人情况,骗取救助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严重扰乱救助管理秩序的;
  
  (三)救助站已按照前条规定,对受助人员作出相应处理的;
  
  (四)救助期限届满,无正当理由不愿离站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终止救助的其他情形。
  
  救助站对受助人员依法终止救助的,应当向其说明原因,出具《终止救助通知书》,并办理离站手续。
  
  第十七条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的,应当事先告知,救助站不得限制。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助人员离开救助站的,须经救助站同意。
  
  受助人员擅自离开救助站的,视为放弃救助。
  
  第十八条对受助期间死亡的受助人员,救助站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由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文件,并及时通知死者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无法查明死者真实情况的,救助站应当及时报告主管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照殡葬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第十九条受助人员户籍所在地、住所地的乡镇、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返回的受助人员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乞讨;对确实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应当给予安置。
  
  受助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主动履行抚养、赡养义务;对遗弃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监护人,受助人员户籍所在地、住所地的乡镇、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教育其履行抚养、赡养义务。
  
  第二十条救助站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安全责任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各项管理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并严格执行财务、捐赠等方面的规定。
  
  救助站应当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第二十一条救助站应当如实记载受助人员入站、离站、获得救助的情况等内容,建立救助档案,并妥善保管。有条件的,应当通过信息化手段管理救助档案。
  
  第二十二条救助站应当建立健全与公安、城管、定点医疗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协作、配合机制,并加强救助信息沟通,建立救助信息网络系统。
  
  救助站应当建立对食物中毒事件、群体性事件、火灾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处置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三条救助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承担救助工作的相应能力,增强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
  
  (二)不准打骂、体罚或者虐待受助人员;
  
  (三)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
  
  (四)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
  
  (五)不准扣压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
  
  (六)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
  
  (七)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
  
  (八)不准在工作期间饮酒;
  
  (九)不准调戏妇女。
  
  违反前款规定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救助站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立投诉箱,并公告主管民政部门的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救助站不依法履行救助职责的,求助人员可以向主管民政部门举报;民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责令救助站及时提供救助,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五条主管民政部门不及时受理求助人员举报,不及时责令救助站履行职责,或者对应当安置的受助人员不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安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六条对有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本规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英文译本:


Decree No 167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ngxi Provinc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Jiangxi Province for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 No Means of Support in Cities, adopted at the 1st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ngxi Province on February 23, 2008, are hereby promulgated and shall go into effect as of April 1, 2008.


Governor: Wu Xinxiong

March 22, 2008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Jiangxi Province for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 No Means of Support in Cities


Article 1.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administrate the work for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 no means of support in cities, guarantee their basic liv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mprove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s, these Measures are enacted with a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ities of the provinc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Measures for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 no Means of Support in Cities promulg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rticle 2.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 no means of support in cities (hereafter called “vagrants and beggars”) as stipulated in these Measures refer to the persons who cannot afford board and lodging themselves, have no relatives or friends to depend on, and are roaming about and begging in the cities every day.
Those who do not comply with the stipulations specified in the proceeding paragraph are not objects of the assistance despite their roaming and begging acts.

Article 3. The government at county level or above shall strengthen its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 for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the assistance work,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assist vagrants and beggars in time according to law, and incorporate the assistance funds into the fiscal budget to ensure that the assistance work gets financial allocation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and supports any social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vagrants and beggars. Any social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that has donated properties to such assistance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taxation.

Article 4. The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t county level or above shall establish assistance station for vagrants and beggars and set up special living areas for minor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i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When conditions permit, organizations for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of minor vagrants can be established. In a city where no such assistance st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yet, it is necessary to hold some staff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the assistance work.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be conveniently located, accessible and far from dangerous areas. Besides,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be provided with necessary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staff members for the assistance work.

Article 5. The assistances offered by an assistance station to vagrants and beggars are merely temporary social ones, which should be offered on a voluntary and free-of-charge basis. However,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ssist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 no capacity or with limited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rticle 6.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t county level or above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of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within its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that has established an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erform the following duties:
(1) Guide and supervis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in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the assistance work;
(2) Offer the necess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3) Investigat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or its staff members involved in violation of laws and disciplines, and settle the problems properly;
(4) Coordinat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with other organs and departments concerned, and help them solve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practical assistance work;
(5) Perform othe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rticle 7.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t county level or above shall perform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in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specified below:
(1) The public security, urban management or othe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if finding any vagrants and beggars, shall be obliged to inform them that they can ask for assistance in the local assistance station. As for the disabled, the minor or the aged vagrants and beggars or other such persons with difficulties in mobility, the staff members from these departments shall instruct or accompany them to the assistance station. In case the vagrants and beggars are patients in critical conditions or with mental diseases, the staff members from these departments shall send them to the medical organization specially designated by the local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r inform the local first-aid center to immediately send them to the designated medical organization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meanwhile notify the local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r assistance station of what has happened. Any person who continually pesters or forcibly begs from another person or begs by other irritating means shall be educated and persuaded to stop doing so by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2)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realizing financial allocations for assisting vagrants and beggars, mak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to the allocated funds with a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need of the assistance in the corresponding year, while supervising whether the assistance funds were spen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3) The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shall designate some medical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medical treatment services for vagrants and beggars, and give the organizations specific guidance for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sistance work.
(4) The transportation or railway department shall give every possible aid to the assistance station or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for buying bus, train or ship tickets for the vagrants and beggars as well as sending them aboard and helping them get off a train, ship or plane.
(5) The development & reform, education, labor & social security,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units shall well perform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work.

Article 8. If the staff members in urban sub-district office or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 have found any vagrant or beggar within the area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shall tell the vagrant or beggar to ask for assistance in the local assistance station or take him/her to the station for assistance.

Article 9.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places such as wharves, railway and bus stations, where there are usually more vagrants and beggars, shall give the local assistance station some necessary aids while setting up road signs to show the location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which has made public its telephone number shall assign special staff members to answer the telephone 24 hours a day.

Article 10. When asking for assistance from an assistance station, a vagrant or beggar shall faithfully provide his/her information as follows:
(1) Name, age, place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domicile;
(2) The reason for, time and course of ,vagrancy and begging;
(3) Names, addresses, and contact methods of his/her near relatives and other relatives with close relationship;
(4) The articles he/she carries along.
If the vagrant or beggar asking for assistance is unable to provide his/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since he/she is too old, too young or disabled,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render assistance first before finding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lso no assistance will be rendered to those who refuse to provid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don’t provid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faithfully.

Article 11.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tell the vagrant or beggar asking for assistance about the scope of assisted object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assistance offered, and shall inquire about th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assistance needs and register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at vagrant or beggar.
If the person asking for assistance is found qualified for the assistance, he/she shall go through the formalities for acceptance by the station. The articles he/she carries along, except the living necessities, shall be kept by the station, and returned to him/her when he/she leaves the station. The explosive, poisonous, radioactive, corrosive and other dangerous articles as well as implements under control and forbidden publications that the person asking for assistance carries along shall be immediately handed over to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for proper disposal.
If the person asking for assistance is found unqualified for it, the station will render no assistance to him/her, and meanwhile give the reasons and issue a Notice for Not Offering Assistance.

Article 12.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assistanc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assisted persons:
(1) Providing foo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n food hygiene;
(2) Providing a lodging place that meets the basic safety and sanitary conditions;
(3) Sending him/her to the designated medical organization for treatment in case the assisted person suddenly suffers from acute disease i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4) Contacting the assisted person’s relatives or workplace;
(5) Providing him/her with a ticket or its equivalent for taking bus, train or ship in case the assisted person has no money to pay the traveling expenses for return to his/her domicile or workplac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rovide the assisted persons with lodging places according to their sexes. If the assisted persons are the aged or children, they shall be arranged to live separately from other assisted persons, and each of them shall be provided with a separate bed. If the assisted persons are female, they shall be managed by female staff members.
If the assisted persons are the disabled, the minors, the aged or pregnant women, they shall be specially taken care of and protected in their daily lives.

Article 13.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determine the period of assistanc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an assisted person, and generally the period shall not exceed 10 days. However,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the period may be extended if the extension has been reported for the record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1) The assisted person is waiting to be taken home by his/her relatives, staff members from his/her workplace, or staff members from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r assistance station in his/her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2) The assisted person is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3) The assisted person is waiting for settlement.

Article 14. The assisted person shall follow the management rules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and obey the staff members’ management. He or she shall not commit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1) Beat or scold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or other assisted persons, make trouble out of nothing, or disturb the order of the assistance work;
(2) Damage the assisting facilities or equipment, or damage or steal public or personal properties;
(3) Carry or conceal any explosive, poisonous, radioactive, corrosive and other dangerous articles including controlled implements and forbidden publications;
(4) Indulge in excessive drinking, take addictive drugs or engage in gambling and other illegal or criminal activities;
(5) Commit other acts prohibited by laws, regulations and rules;
If an assisted person commits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above, the staff members i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stop him/her in time. In case the assisted person commits any 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or is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a crim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immediately report to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for handling according to law.

Article 15. An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assisted person, properly settle him/her down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the assisted person can return by himself/hersel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issue him/her a certificate or ticket-equivalent for taking a train, bus or ship.
(2) With respect to an assisted person who is disabled, a minor, an aged person or has difficulties in mobility,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notify his/her relatives or workplace to take him/her back. Where the relatives or workplace refuse to do so, if the assisted person is within the province,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ssisted person is currently roaming around shall notify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 of the place from which the assisted person has departed, of taking the person back to his/her relatives or workplace; if the assisted person is transprovincial,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rovince he or she is currently roaming around shall notify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 of the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or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the assisted person has departed from, of taking the person back to his/her relatives or workplace.
(3) With respect to an assisted person who is disabled, a minor, an aged person or has difficulties in mobility, and whose relatives or workplace can’t be found, but whose place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or domicile can be ascertained, if the assisted person is within the province,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ssisted person is currently roaming around shall notify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 of the place from which the assisted person has departed, of taking the person back to his/her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or domicile for settlement; if the assisted person is transprovincial, the provincial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shall notify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 of the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or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which the assisted person has departed, of taking the person back to his/her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or domicile for settlement.
(4) With respect to an assisted person who is too old, too young, or disabled, and is unable to cognize his/her acts or to express himself/herself, and therefore neither his/her relatives nor workplace nor his/her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or domicile can be verifie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ut forward a settlement scheme and report to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t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for approval or the settlement.

Article 16.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terminate its assistance to the assisted person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The assisted person is found to have intentionally provided false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cheat the station out of assistance.
(2) The assisted person has violated the provisions as stipulated in Section (1), Article 14 of these Measures and seriously disturbed the administrative order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3) The assistance station has properly settled down the assisted person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in preceding paragraphs.
(4) The assisted person would not leav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without justified reasons after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of assistance.
(5)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e assistance should be terminated if it is so required by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rules.
Whe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terminates its assistance to the assisted person in accordance with law, it shall give the reasons, issue a Notice for Termination of Assistance, and go through the formalities for the departure of the assisted person from the station.

Article 17. Where an assisted person waives the assistance of his/her own accord and leaves the assistance station, he/she shall notify the assistance station of the waiver in advance, and the station may not restrict that assisted person.
Where an assisted person with no capacity or with limited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is to leav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he/she must first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e assistance station.
An assisted person leaving the assistance station without notification shall be regarded as waiving the assistance.

Article 18. In the event that an assisted person dies during the valid period of the assistanc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romptly report such death to the local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 or medical organization will issue a death certificate and notify his/her relatives or workplace of the death in time. If the tru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dead is not available,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romptly report it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and the latter ought properly to settle the problems arising thereafter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funeral and interment.

Article 19.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t the township or county level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ssisted person’s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or domicile exists, shall take measures to help the returned assisted person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refrain him/her from roaming and begging elsewhere again;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appropriately settle the disabled, the minors and the aged that are really homeless.
The near relatives or other guardians of the assisted person who is disabled, a minor or an aged person, should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of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near relatives or other guardians that abandoned the disabled, minors or the aged, the above-mentioned government should educate and persuade them to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of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Article 20.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establish and perfect its various management systems such as post responsibility system, safe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conduct codes for staff members. Furthermore, it shall carry out standardized administration and strictly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donatio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organize its staff members to take part in various work-related trainings and take physical examina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Article 21.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keep a faithful record the assisted persons’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ir acceptance by the station; departure from the station and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etc., and shall build up assistance achieves and take good care of them. If conditions permit, information-technology may be adopted in management of the assistance archives.

Article 22.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establish and perfect its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urban management department, designated medical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other departments and units concerned. Meanwhile it shall intensify its efforts in exchange and share of the assistance information with departments concerned, and establish assis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Besides, the assistance station is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to cope with various emergent accidents, such as food poisoning accident, group accident or fire accident. Preliminary programs for rapid response to such emergent accidents shall be worked out, and exercises be organized on a regular basis.

Article 23. The staff members in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ould be competent enough to undertake various assistance tasks. Moreover, they should enhance their legal awareness and service awareness, and consciously abide b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 Not to detain any assisted person or do so in a disguised form;
(2) Not to beat, scold, physically punish or maltreat any assisted person;
(3) Not to extort, blackmail or misappropriate any property of the assisted person;
(4) Not to embezzle the living supplies of any assisted person’;
(5) Not to withhold the certificate, complaint or accusation materials of any assisted person;
(6) Not to appoint any assisted person to assume any administration work;
(7) Not to use any assisted person to do private work for themselves;
(8) Not to drink wine during work time;
(9) Not to take liberties with any woman;
Any staff member who violates the provisions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given sanctions; in case that a crime is constitute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hall be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law.

Article 24. The assistance station shall put a box for complaints at the eye-catching place and make public the complaint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so as to accept social supervision.
Where an assistance station fails to perform its assistance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the person asking for assistance may disclose and report it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shall, after verifying the case, order that assistance sta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in time, and give sanctions to the personnel in charge held directly liable and other directly liable personnel.

Article 25.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civil affairs fails to accept the report from the person asking for assistance in time, fails to order the assistance station to perform its duties in time, or fails to refer to the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 the matter of settling the assisted person who should be settled, the personnel in charge held directly liable and other directly liable personnel shall be given sanctions according to law.

Article 26. Whoever coerces or induces someone to beg, or continually pesters or forcibly begs from him or her or begs by other irritating means is in violation of the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he/she shall be penaliz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law on violation of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Whoever organizes the disabled or a minor under the age of fourteen to beg by means of violence or coercion shall be investigated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law.

Article 27. These measures shall go into effect as of April 1, 2008.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论

金亮贤
(丽水师专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关键词:法律文化;现代化;法治;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与现代法律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诸多现实因素孤军独进,而是在与社会现实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增加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它们在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自身逐步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和理性化。
(一)物质因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外显为相应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文化自然涵盖其中。首先,在法律文化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方面,物质因素起决定作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法律文化内容日趋合理化过程,亦即法律文化内容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和增长的过程。而法律文化的内容归根结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物质因素,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者素质、劳动工具现状和劳动对象范围,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因素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和系统化程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科学化程度、法律规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普适程度、法律硬件和软件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立法和司法技术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严重制约。使表层法律文化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深层法律文化如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等的现代性因素较难生成,从而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
其次,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方面,物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进度,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趋于先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也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表征。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最先是由精英层次的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所感知、理解和认可的。要使法律文化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关键因素。现代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为法律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使法律文化的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更生动、更有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程度,与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面传播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有很大差距,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更加薄弱。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法律操作和宣传技术的现代化应该是法律文化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公民对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方面,物质因素也起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经济体制和模式,不如说是阶级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特殊载体和外现形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在市场动作当中自然产生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和依赖。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主体本身也应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质,从而也就具备接受现代法律文化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或者说是“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律的强烈需要,加上较落后的教育现状,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众对法律文化较低级的接受能力。法律只有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活的法律”。现代法律文化也只有作用于现代化了的人才能扎根开花,中国法律文化由于难有市民社会基础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要求,而且造成了实现这种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因而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可以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因素中找到理由,那么同样,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制度因素
现代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又离不开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理性文化制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制度上层建筑这一基石。现代法律文化及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石上,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就是理性文化的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始了近代法治和与之相伴随的近代法律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形成了现代法治和现代法律文化。法治及其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反映装置、维持装置和推进装置。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法治,就没有作为法治前置条件的近代和现代法律文化,这是历史发展充分实践的不争事实。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只适合于人治和人治文化而排斥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集权政治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因缺乏前提和基础而难以生成。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现代法律文化才逐渐有了生成的土壤。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样式,计划到2020年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还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文化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确认作保障,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对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迫使政治制度趋向民主化,但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民主政治制度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有一系列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比如,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机关、司法系统内部关系等等。导致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既没有权威性又缺乏稳定性;导致立法主体混乱,“法律走私”现象层出不穷,法律缺乏统一性;导致司法成为同极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人财物”完全受控,独立审判徒有虚名;导致“悠久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仍然顽固存在,立法、执法、普法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和 “会战”,把法治异化为“运动法治”。总之,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是一种人治文化丰富发达而现代法治文化严重匮乏的文化样式。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最终转变,必须切实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本质,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理性文化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保证。理性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文化。从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可以看出,纵贯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是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并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的西哲。大体而言,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理性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但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能产生理性文化,如果国家实行集权政治模式,实行新闻、文化和教育专制,树立主义、组织和个人权威,不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现代法治三大基石之一的以“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文化就不可能生成,也就无法构筑现代法治大厦。
(三)文化因素
法律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一样,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受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整体文化的内容和样式作为强大的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法律文化的性质、发展进度和调整方式。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传统农业大国,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中的“礼治”、“德治”导致的重礼轻法思想、“家天下”和“家国同构”导致的高度集权政治结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集团本位”价值观导致的盲从和无视个体权利等等,与肇始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极。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我们尽管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但要更新它的深层内核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复杂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成为历史,但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因,“礼治”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律还没有成为调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的效力、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一些非法律的调整文化如政策、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的功能,一个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存在着深层的矛盾。 “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因此,推进整体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模式构建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西方法治实践历程充分证明了“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同样也不会有现代法治。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如前所述,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文化传统整体上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传统文化还因其与现代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所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于中国而言是极其曲折复杂的,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问题。
1.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市民社会。
着眼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中去寻找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是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总是与西方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革相伴随,这一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
首先,“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运动,同时伴随着文明社会法权关系与法律文化的深刻改变。”在分析法律文化的进步时,经济因素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历史动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样式,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法律文化样式,这既是历史现实,又是规律。可见,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其次,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讲,政治因素对法律进步的影响更为具体和直接。第一,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直接影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法治国”传统与中国几千年对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国”的苦苦追求而导致的“重礼轻法”就是鲜明的例证;第二,执政治者的政治主张为了能够得到广泛的服从,往往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固定化和条文化。从这一角度讲,法律就成了政治的一种反映装置,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在法律中得以显现,亦即表现为法律的进步。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与熟人社会相对极的市民社会。熟人社会又称为“乡土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法律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威慑。这样的社会形式自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又称为“陌生人社会”,它是“以城市为活动空间,以市民为成员而构成的一个阶级群体。”市民社会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市民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市民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是道德与权威的碎片化,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市民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道德价值取向变化无常,法律成为共同的信仰,传统权威日薄西山,法院成了神圣的殿堂,习惯的力量减弱,权威受到质疑,对正式法律的需要应运而生,法律的价值性亦倍受重视,现代法律文化逐步生成。
2.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促进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并由现代化了的人所主动接受的动态法律观念价值体系。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巩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其具有的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以及重刑轻民、刑罚酷烈、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等特征而与现代法律文化根本对立,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不可能再生现代法律文化。但是,也决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法律文化。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曾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彩,它向世界传递过智慧之火,它是一笔财富,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一样,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也有进取积极的一面。我们决不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我们的现代法律文化。我们可以在剔除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核之后,对某些方面给予创造性的转换,使之附属于新的内核之上。当然,任何一种形式存在的传统法律文化,都必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前接受洗礼,“合者存,不合都亡,再也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是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差别,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是伦理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差别。一句话,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个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古”与“今”的差别。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我们,必须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过:“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只有不断地鉴别和吸收,才能不断地改进,我们不必过分惧怕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引进,迄今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信仰。鲁迅先生说的好:“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已的了。”不要“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作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法律文化与原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封建政治权力为特点,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及以计划经济为特点、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已经难以为人们在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生活提供有效的知识和经验,必须加以变革,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变迁的外部文化因素主要就是西方法律文化。 “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以同化的历史。”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就成为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提高民众法治观念、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不过,本土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法治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来文化与本土环境之间的脱节,由于这种脱节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在本土得到很好的运做。”在上世纪初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曾有过“南橘成为北枳”、“画虎类犬”的教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又要归结到“市民社会”的语境中来。
3.公平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只要法律没有被信仰,“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
在中国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公平,包括立法程序民主公开和法律内容平等公正。“被人们普遍所遵守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能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律制度可以完备,但如果法律只代表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利益,搞“法律走私”,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不体现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法信仰就无从建立。第二,执法严格公正。这里的执法,既包括行政执法,又包括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实现了“平之如水”,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执法者。“执法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执法官作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那比一次犯罪祸害犹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执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执法违法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还表现相当突出。“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执法者的公正与否以及他们本身的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4.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加上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一直以来对法制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造成公民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在这样的法律文化氛围当中,要想实现现代化进而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工作、形式多样的学校法制教育、举办更多的公民听证会等等,使公民懂法用法,强化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近二十年的全民普法,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技术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听证会也是近年来得到较多运用的立法和法制教育形式,让利益可能受到拟议中的法律影响的行业代表、民间人士有充分机会参与其事,这不仅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也使法律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树立 “自己的法律”的良法观念,有利于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实现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的统一。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市民社会共生共进的互动过程。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它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实际行动和共同努力才能最终生成,也只有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生成之时,才是“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之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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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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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部法制宣传司.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