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卫生厅


贵州省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行政处罚细则
贵州省卫生厅



（1989年5月1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一条 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的贯彻执行，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贵州省境内一切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强化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及与食品卫生有关的其它物品的生产经营者。
第三条 各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违反《食品卫生法》情节较重的，依照本细则的规定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罚款二十元至三万元的罚款处罚权。
条四条 有下列情节之一，可以定为情节较重：
（一）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其中一项，及该法非禁止性条款二条（款、项）以上的；
（二）明知违反《食品卫生法》仍生产经营的；
（三）屡经行政处罚不改进的；
（四）食品卫生监督员执行任务时，违法行为人不服从管理，拒绝监督检查，有意隐瞒真相的；
（五）侮辱、谩骂、殴打食品卫生监督人员，妨碍执行任务的。
第五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六条各项的，除责令立即或限期改进外，按情节轻重，对责任单位罚款二十元至二百元，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二百元至一千元。对直接责任人员罚款二十元至五十元。
（一）室内外环境不洁，对苍蝇、老鼠、蟑螂和其它有害昆虫以及孳生条件不采取积极消除措施的，罚款二十元至五十元；
（二）生产和出售直接入口食品无防蝇、防尘设备的，罚款二十元至五十元；
（三）出售直接入口食品时，货款不分，无取货工具、用手抓拿或使用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包装材料，罚款二十元至五十元；
（四）营业时，使用的餐（饮）具等不洁或未经有效消毒的，罚款二十元至一百元；
（五）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在工作时间不按规定穿戴工作衣、 帽、或着工作衣帽外出工作场所、个人卫生极差的，单位罚款二十元至一百元，个人罚款二十元。单位对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发给工作衣、帽的，罚款三十元至一百元；
（六）生产食品时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及食品原料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罚款二十元至一百元。
第六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按下列情节对单位罚款三十元至五百元。违法食品数量较大的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情节严重的可处以罚款五千元至三万元。对直接责任人员罚款二十元至一百元。
（一）食品容器、包装材料污秽不洁、严重破损或运输工具（含车体、船舶、汽车等）、装卸场地不洁，造成食品污染、变质的，罚款三十元至二千元；
（二）出售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兽、水产品及其制品，罚款五十元至五百元；
（三）出售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肉品，罚款三十元至五百元；
（四）出售或在加工生产中使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其它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食品或食品原料的，罚款一百元至二千元；
（五）制售专供婴儿食用的主、辅食品不符合国家营养卫生标准的，罚款一百元至二千元；
（六）出售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食品或食品原料的，罚款一百元至一千元；
（七）出售或在加工生产中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或食品原料的，或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罚款一百元至五千元；
（八）不按国家规定和不经食品卫生监督部门批准，在食品中加入药物的，罚款一百元至二千元；
（九）在生产和销售食品中掺杂、掺假、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罚款三十元至五千元。情节严重的最多罚款不超过三万元。
第七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和第二十六条的，除必须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该产品外，对生产者罚款三百元至五千元，对销售者罚款五十元至一千元，对使用该产品进行食品生产者罚款二十元至四百元；最高罚款额，对生产者不超过
三万元，对销售者不超过二万元，对使用该产品生产食品者不超过五千元。
（一）无生产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擅自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强化剂，或经营、使用无生产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工厂生产的食品添加剂、食品强化剂，或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食品强化剂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按产、销、用的不同情况处以罚款；
（二）生产经营用于食品生产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按产、销、用的不同情况处以罚款；
（三）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批准，将新资源原料当食品销售或利用新资源原料生产食品的，罚款三百元至五千元；
（四）应办理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办理卫生许可证而擅自开业的，或涂改、转让、伪造、倒卖、使用过期卫生许可证的，除责令立即停业并补办手续外，罚款二十元至一千元。
第八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对责任单位可分别罚款二十元至一千元，对直接责任人员罚款二十元至五十元。
（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 ，未报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参加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投入使用的，罚款五十元至一千元；
（二）生产或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食品强化剂，无产品说明书或商品标志、无品名、生产日期（批号或代号）、规格、配方（或主要成份）、产地、厂名的，罚款二百元至四百元；
（三）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和设备的产品说明书或商品标志有夸大或虚假宣传的，罚款二十元至四百元；
（四）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四条和贵州省采购食品索证管理办法不服从监督管理的，罚款五十元至二千元；涂改、伪造或使用与产品批次不符的检验报告的，罚款五十元至四百元；
（五）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无健康证，其责任在单位者，罚款二十元至四百元，其责任在从业人员本身的，罚款二十元，拒绝体格检查，强行上岗的，可加重处罚；
伪造、冒充、使用过期健康证的，罚款二十元至五十元，造成不良后果的加重处罚；
（六）已发现的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疾病的患者、不予调离，仍让其参加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除责令立即调离外，罚款五十元至二百元（按人计算）。
第九条 违反进出口食品有关规定的：
（一）进口食品以及与食品卫生有关的其它物品（包括已出口又转内销的），凡未向国境地区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报检，取得检验合格证的，按进口食品（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一至三进行罚款，罚款金额最低不得少于一千元，最高不超过三万元。如上述产品属于我国禁止生产经营的
，可分别采取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及销毁食品的行政处罚，也可以并处；
（二）未报经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检查同意，擅自销售出口转内销的食品及与食品卫生有关的其它物品的，罚款二百元至二千元，进行批发经营的，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
第十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或者在食品卫生监督人员执行监督任务时不服从管理，拒绝监督检查，有意隐瞒真相的，罚款五十元至一千元。
第十一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造成严重食品污染事故，价值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二千元至五千元；价值五万元以上至十万元的，罚款五千元至一万元；价值超过十万元或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罚款一万元至三万元。
第十二条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造成食物中毒或其它食源性疾患的生产经营者，按事故大小、情节轻重及危害程度，给予不同的罚款。
（一）中毒（或疾患）人数在十人以下的，罚款一百元至一千元；
（二）人数在十一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
（三）人数在一百五十一人至三百人的，罚款五千元至一万元；
（四）三百零一人以上，或有致残、致死的，或足以造成潜在性危害的，或情节恶劣的，罚款一万元至三万元。
第十三条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的单位的法定代表和直接责任人员罚款，一般罚款额不超过工资（或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但不得少于二十元，由所在单位负责收取（扣留）统一交纳。
第十四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多条、款、项的，一次总罚款额可合并计算，但最高款额不超过三万元。
第十五条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除按本细则处以罚款外，对违法食品和违法行为应同时分别采取其他有效控制措施或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卫生法》，但本细则未涉及的行为，可参照本细则有关条款处罚。
第十七条 罚款处理，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向违法者发出《现场处理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者必须当即或在限期内交纳罚款。逾期不交的，按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
第十八条 被处罚者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时，可以在接到罚款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对食品（或产品）控制措施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对拒不交纳罚款，又逾期不起诉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对销售者所处的罚款，由销售违法食品者交纳。如该违法食品的违法原因不在销售者，在交纳罚款后，销售者可依法向货源单位索赔。
第二十条 本细则所说的以上、以下、以内均包括本数在内。
第二十一条 各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所收罚款按有关规定上交国库。财政部门可从上交罚款中拨出一定数额给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用于办案及购置监督工具和奖励食品卫生先进单位与个人。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6月6日
　　作者：鲁晓明 广东商学院法律系 教授

　　内容提要: 一般人格理论引入民法学，是在法律对人格权保护严重不周的情况下，出于填补法律漏洞之需的无奈之举，带有临时性和应急性。一般人格理论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我国不存在适用一般人格理论的法律环境。一般人格无论是“权”还是“益”，人格权法均不应规定，法学理论也没有再保留一般人格概念的必要。在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法进行专门立法背景下，真正在理论上具有意义的是从归类角度对人格利益展开典型性分析。


自人格权法提上立法日程以来，关于一般人格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问题便引起广泛关注，主张规定者有之，主张摈弃者亦有之，有关这一问题的论争逐渐演变成人格权立法中富有代表性的热点和争点之一。显然，对于一般人格究采何种态度，本质上是对一般人格理论的态度问题。本文从一般人格理论的特点入手，分析其功能与适用的法律环境，深入探讨一般人格理论的存废问题，希望得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一、一般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般人格理论，是对一般人格权理论和一般人格利益理论两个关联理论的概称。如果说一般人格权理论是“前世”，则一般人格利益理论就是“今身”。所谓一般人格理论，就是认为在各种具体人格之外存在一个所谓的“一般人格权”或者“一般人格利益”，这个一般人格是各种具体人格的基础，具有指导具体人格并且弥补具体人格局限性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一般人格权理论盛行。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各种人格利益，在有保护之需时，都借助于一般人格权理论进行保护。由于认识到在具体人格权之外受法律保护的是利益而非权利，在《侵权责任法》之后，鉴于《侵权责任法》已对利益进行保护之事实，强行将人格利益冠以权利之名已无必要，故学界改以一般人格利益理论取代。一般人格理论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一) 一般人格理论的理论基点是认为在各种具体人格之外，存在一种更高层次、统一的人格权利

这种权利带有指导性地位，通过一种复杂的“人格上权利”聚集在一起（注： Neuner，aaO． 16． S． 16． 参见张红: 《19 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辩》，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 期。），是“私法的最高宪法性原则”，[1]103具有抽象概括性、包容和兜底性、价值的导向性、基础性和源生性等特点，[2]160“作为一项统一的主观基本权利，所有的个别主观权利都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并且所有的主观权利可以此为出发点得到延伸”（注：Gierke，aaO． 46，S． 703． 转引自张红: 《19 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辩》，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 期。）。

( 二) 一般人格理论是一种从没有得到法规范确认，却直接运用于司法实践的理论

1． 一般人格理论源起于德国，在德国最具影响力，然而德国成文法中却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所谓一般人格权

德国潘德克吞法学代表人物劳伊尔曾模糊地表达了一般人格权的思想，但萨维尼否认对自身实体法上的支配权，认为对自己的支配权不需要法律的承认，且可以由许多具体制度保护。[3]177受其影响，《德国民法典》起草者“放弃了将人格本身上升为一项由侵权行为法保护的法益”（注：Larenz / Wolf AT § Ｒn． 7． 转引自[德]马克西米利安 · 福克斯: 《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8 页。）的想法。《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温特夏德等人认为民法典不应规定一般的保护人格权条款，其理由包括: ( 1) 不可能承认一项“对自身的原始权利”，否则会得出一项“自杀权”的结论; ( 2) 债的产生以财产价值受到侵害为前提; ( 3) 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无法予以充分明确地确定。[4]413《德国民法典》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性条款，仅对应受保护的人格利益进行了有限列举，主要是《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1 款所列举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利益及第 12 条规定的姓名利益。这种不完整保护造成了相当大的法律漏洞。[5]在一系列备受影响的人格利益侵害案中，《德国民法典》因为不能为受害人提供基本的救济而备受质疑(注：比如，在著名的俾斯麦案中，两名记者潜入俾斯麦灵堂拍摄了俾斯麦尸体的照片，俾斯麦亲属却无法沿用《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获得任何形式的保护，这引起了公众对人格权缺乏保护现状的广泛担忧。)，在基本法特别强调对人的基本价值之尊重和保障的大背景下尤其遭到诟病（注：《德国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得被侵犯，保护人的尊严是国家的任务。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发展其人格。第 2 款规定，任何人都有生命和身体完整的权利。第 5 条第 1 款规定，任何人都有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但不得造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尽管“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不断尝试为这样的一个一般人格权寻求一个实证法上的规范基础，也就是说将一般人格权纳入民法的实在规范体系中，但是直到现在这一尝试仍没有获得成功”。[6]

正是在通过立法强化人格权保护遥无期日的情况下，一般人格理论作为克服法律漏洞的有效手段受到了司法机关的重视。在1954 年，“出于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契机，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一般人格权”。[7]805在“读者来信案”中，法官直接援引《基本法》有关规定作为判决依据，承认一般人格权既是一种宪法予以保障的基本权利，且“它不但可以对抗国家及其机构，并且，在私法交往中，它应当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注：BGHZ 24，72，76．）。在其后的“骑士案”、“录音案”、“索拉雅案”中，法院运用一般人格权理论确认了肖像自决权、语言是否公开或录制的自决权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4]430按照通常说法，一般人格权充当了将宪法应予保护的价值转变为民事权利“转换器”的功能。[8]

2． 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法律规定了一般人格权( 益)

我国学者曾经认为，《瑞士民法典》及目前仍适用于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均规定了一般人格权。[9]比如，《瑞士民法典》创设了“人格的一般规定”和“人格的保护”专题，其第 28 条第 1 项规定，“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18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时，得请求防止之”。然，这些都只是关于人格权的一般规定，法律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人格权之类的概念，“一般人格权其始终并不是以一种权利形态在制度中存在”。[10]

( 三) 一般人格理论的核心概念“一般人格”没有确定内涵，是一种框架性权益

在历史上，一般人格理论是作为法律漏洞填补手段引入的，为使其具有广泛适应性，通常把一般人格设计为一种不具有明确内涵的所谓“框架性权利”。与传统的绝对权相比，这种框架性权利存在如下不同:

1． 内容不确定。一般人格没有一个明确且无可争议的界限，对其划界几乎不具可能性。[11]171所以，关于什么是一般人格，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拉伦茨教授认为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 如口头和书面言论) 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1]171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法律通过概括性规定所设定的一种兜底性的权利。“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的，是指法律采用高度概括的方式赋予公民和法人享有的具有权利集合性特点的人格权，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及尊严的权利。”[2]159而关于一般人格利益，王利明教授则认为，一般人格利益，即由法律采取高度概括方式赋予民事主体享有的具有集合性特点的人格利益。[12]73其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格平等; 二是人格尊严; 三是人身自由。[12]74从上述关于一般人格的界定可以看出，一般人格的内容高度不确定，其涵盖范围与人格权基本原则几无二致。

2． 保护程度低。 无论一般人格是“权 ”还是“益”，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对一般人格的保护力度明显不如具体人格权强。比如，在德国，尽管无论具体人格权损害还是一般人格权损害，“违法性”都是需要考虑的要件之一，但当具体人格权受到侵害时，违法性判断采用“结果违法”学说，即只要侵害行为符合侵权事实构成，则只要没有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权利的侵害就是违法的，而对于一般人格权，则还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确定，在不作为的情况下还要考察是否违反了一项义务。[13]85“单纯损害一般人格权的事实，并不自动指示出损害行为的违法性，要确定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必须进行法益衡量，换言之，必须通过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在该案件中可以达到的范围。”[6]

二、一般人格理论的功用及其缺陷

一般人格理论具有权利创设、解释各种新型人格利益、补充人格权制度不足以及利益平衡的功能，[2]179其价值在于，它使需要保护却由于法律缺陷没有得到保护的人格利益之保护成为可能，并由于巨大的扩展和伸缩功能，而能满足新形势下新型人格利益保护的需要。在德国及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不周延的国家，一般人格理论的提出和引入，提供了一种解决人格利益保护难题的思路和方法，事实上起到了补充法律漏洞的作用。在立法迟迟得不到完善的情况下，一般人格理论的弹性运用，赋予了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人格权保护范围的广泛自由裁量权，这无疑保证了法随时代变迁的适时变革性，对于满足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意义重大。正是借鉴了一般人格理论，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家和德国一样，完善和扩大了人格权益的保护。然而，一般人格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法律环境，其本身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果不加辨别地适用，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 一) 一般人格适用有其法律环境

在成文法国家，法规范的明文规定对于当事人行为的指引、对于司法裁量中危险的人的因素之控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理论不经由法规范直接应用于司法之中，既有悖于传统，又不可避免的产生司法裁量权过大、对行为人指引不明等问题，很明显是一种次优选择。尽管德国法学家自得地认为民法典对于人格的不周延保护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民法典有意识地既未将一般人格权，也未将名誉纳入第 823 条第 1 款的保护的法益范围”，[7]805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由于法律保护的不周延，才使得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德国，在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所持怀疑主义立场未有些许消减的情况下，冒着司法权滥用的风险，将人格保护重任置于法官一身。可见，一般人格理论在民事法中的引入带有明显的应急性，如果法律对于人格利益的保护是全面的，则这种应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带来理论体系的混乱。

( 二) 一般人格理论的缺陷

作为一种补充法律漏洞的应急措施，一般人格理论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 1． 作为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在内容上极不确定、具有模糊性，因而也不具有基本的公示性，无法指示义务人，承担不起法的指引、评价以及预测功能。作为一种框架权，一般人格时时刻刻都与其他正当利益发生冲突，法官必须经过痛苦的利益衡量才能决定是否予以保护: “尤其是其中的名誉、隐私部分———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14]“承认一般人格权还必须具备下列前提: 不仅必须对实定法所承认的利益予以考虑，而且还必须顾及所有的‘合法利益’。这样一来，加害人和受害人的个人关系便以其同样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相对立而存在，导致人们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对保护利益和侵害利益进行权衡。”[4]4162由于牺牲了法律的确定性，因而也放弃了一种必要的事先的规范构成，使其现实保护永远依赖于法官对案件的解释与判断，从而背离成文法传统，走上判例化道路。3． 内容和范围上的模糊性，导致在人格利益保护问题上只能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利益衡量来决定具体案件中的法益保护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范围，从而赋予了法官太多的自由解释空间，“一般人格权将某种权力交到法官的手中，这种权力可能对交易界的行动自由产生重大的负担”（注：维鲁索夫斯基，载于《德国法官报》1927 年第 225 页。转引自霍尔斯特·埃曼: 《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邵建东等译，载《民商法论丛》第 23 卷。）。

( 三) 一般人格理论的理论目标与实践结果明显存在矛盾

从劳伊尔到基尔克，早期一般人格理论的提出者认为，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统一的主观基本权利，所有的个别主观权利都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并且所有的主观权利可以此为出发点得到延伸”（注：Gierke，aaO． 46，S． 703． 转引自张红: 《19 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辩》，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 期。）。然在实践中，这样一种高于具体人格的所谓一般人格始终没有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一般人格权根本不是一个一般性、概括性的权利，充其量只是一个补充性的权利”，[6]法律对一般人格的保护明显逊色于由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只要有具体人格权存在，一般人格理论就不适用，即使具体人格不存在，法官也不当然地适用一般人格理论，在决定是否对受害人实施保护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行为人的利益小于受害人利益的情况下才支持受害人的主张。这至少表明一般人格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许多东西经受不起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