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范例一】
蒋延峰故意杀人一案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文书要点】
1、本案系有期徒刑案件。
2、原审被告人和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均提出上诉。
3、被告人系未成年人，附民原告人中亦有未成年人，注意列“法定代理人”项。
4、如果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二审期间必须依法给被告人指定执业律师担任辩护人。
5、注意文书中字体加黑部分的格式、写法以及文书板式。

【文书特点】
本案焦点系被告人蒋延峰将公安民警白繁荣带落崖下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文书在事实上、证据上均围绕该焦点进行认定和论证，尤其在证据逻辑关联方面，也将此焦点作为串连各证据的一条主线，使各证据凝集为一个整体。因此，在文书中驳斥被告人上诉理由和辩护人辩护意见部分，精彩凸显，措辞客观真实，说理明白透彻。

（注：文书编辑时有修改）
【裁判文书范例一】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陕刑一终字第415号
原公诉机关延安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喜鸽，女，18岁，生于1997年5月20日，汉族，学生，住安塞县城二道街。系被害人白繁荣之女。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回鸽，女，18岁，生于1997年5月20日，汉族，学生，住址同上。系被害人白繁荣之女。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浩然，男，1岁，生于2004年9月15日，汉族，学生，住址同上。系被害人白繁荣之子。
法定代理人【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下均简称文书样式）第55页】周海燕，女，30岁，生于1975年3月20日，汉族，安塞县高桥卫生院医生，住安塞县城二道街。系被害人白繁荣之妻，白喜鸽、白回鸽、白浩然之母。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永富，男，66岁，生于1939年10月27日，汉族，退休教师，住安塞县则沟。系被害人白繁荣之父。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应珍，女，64岁，生于1941年11月8日，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害人白繁荣之母。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永发，男，64岁，生于1941年，汉族，农民，住安塞县砖窑湾镇新窑村。系被害人白繁荣养父。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胡志英，女，63岁，生于1942年7月16日，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害人白繁荣养母。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延峰，男，17岁，1988年11月22日【文书样式第6页第（3）项要求，对未成年人应著名出生年月】生于陕西省安塞县，汉族，小学文化，住安塞县招安镇前山村，捕前暂住安塞县运输公司家属院。2005年3月29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安塞县看守所。
法定代理人【文书样式第6页第6项】蒋士军，男，41岁，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上诉人蒋延峰之父。
指定辩护人【文书样式第6页第7项】王阿育，陕西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文书样式第64页】蒋延峰犯故意杀人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文书样式第68页】白喜鸽等七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二○○五年八月四日【文书样式第3页第1、2项】作出（2005）延中刑初字第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喜鸽等七人与原审被告人蒋延峰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于2005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的意见【文书样式第56页】，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3月2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蒋延峰伙同徐喜军，到安塞县工商局家属院锅炉房宋金山家盗窃，由徐在外望风，蒋翻窗进入室内，被回家的宋金山、高兴罗发现，将徐抓获，在徐喜军指认下又抓到蒋延峰。宋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盗现金三万元及一把刀子，后蒋延峰被公安人员带到安塞县公安局讯问。次日下午3时许，蒋交代其将盗窃的三万元赃款藏匿于墩山上，公安民警王景龙、张海东、白繁荣及邀请的见证人王永斌即带蒋延峰到墩山寻找赃款。途中白繁荣恐蒋逃跑，将其左手和蒋右手用手铐铐在一起，在宽1.63m的小路上行走时，蒋欲自杀，乘民警白繁荣不备，跳下山崖，白繁荣被带下山崖，坠地死亡。经法医鉴定，白繁荣系高坠致重度创伤性休克而死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喜鸽等七人具状诉请判令被告人蒋延峰的监护人蒋士军赔偿经济损失 350218元 。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蒋延峰因涉嫌盗窃犯罪被公安人员讯问，遂产生自杀之念，在起赃的山路上，蒋乘与其铐在一起的公安民警白繁荣不备，跳下山崖，将白繁荣带下山崖，致白坠地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唯被告人蒋延峰犯罪时未满18周岁，可依法从轻处罚。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适当判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十七条一、三款、第三十六条一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蒋延峰有期徒刑十三年；由蒋延峰的法定代理人蒋士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喜鸽、白回鸽、白浩然经济损失各10000元；杨应珍经济损失5000元；白永发、胡志英经济损失10000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喜鸽等七人上诉要求蒋延峰的法定代理人蒋士军赔偿其经济损失350218元。
蒋延峰上诉称，原审法院仅依其口供定案有违法律规定；本案是因宋金山诬陷其盗窃钱物和公安人员违法办案引发；公安人员带其上山起赃时其不慎与民警白繁荣坠落山崖，并不是故意所为，应宣告其无罪。
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仅凭口供认定蒋延峰有罪是不正确的，认定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不能证明白繁荣的死亡是由于蒋延峰的行为造成的；请求二审法院充分考虑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宋金山谎报案情，公安机关违反刑事办案程序，致使蒋延峰无法承受强大的心理压力，才哄骗办案人员，造成白繁荣死亡、蒋延峰重伤残疾的后果，作出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蒋延峰故意杀人犯罪的事实、情节是清楚、正确的。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徐喜军【注：应写明证人的身份、关系】证明，2005年3月2日，他和蒋延峰一起到安塞县工商局内的一平房盗窃，他在外望风看人，蒋延峰翻窗入室盗窃，被房主发现，蒋逃离，他被抓获。房主称丢了三万元钱和一把刀子，他领上失主找到蒋延峰之父蒋士军后，又找到蒋延峰，蒋只承认盗得一把刀子，失主便向“110”报了案，他和蒋被带到公安局讯问。
2、证人宋金山证明，2005年3月2日下午3点多，他和高兴罗回家看见有个人翻窗进入他家的平房，他俩急忙追，跑了一人，抓住一人。他回家查看，发现丢了现金三万元和一把刀子。后通过抓住的人找到逃跑那人的父亲，又找到翻窗盗窃的那人。那人先不承认，后只承认偷了一把刀子，并拿出了刀子，就是不承认盗窃三万元现金，无奈他向“110”报了案，“110”民警把两个小偷带走了。失窃的三万元现金是他儿子宋小华把车卖了，让他还贷款的。宋小华证言印证给其父宋金山三万元现金还贷款的事实。
3、证人高兴罗证明，2005年3月2日下午3点多，他和宋金山一起回宋家，看见有个人翻窗进入宋家的平房，他俩急忙追，跑了一人，抓住一人。后宋金山进屋查看，发现三万元现金不见了，他放在桌子上的黑手包里少了一把剪树的刀子。
4、证人王景龙、张海东（安塞县公安局民警）证明，2005年3月2日，接到“110”转来蒋延峰盗窃一案，讯问蒋延峰时，蒋否认盗窃三万元。次日讯问时，蒋称其将窃得的三万元现金藏匿在墩山上。他们与民警白繁荣带案件见证人王永斌和犯罪嫌疑人蒋延峰到墩山寻找赃款，白繁荣恐蒋逃跑，将自己的手和蒋延峰的手铐在一起。走到石崖边时，听到王永斌叫了一声，说蒋延峰跳下石崖，白繁荣也被带下去了，他们急忙跑下石崖，见白和蒋躺在石崖底，急忙将二人送往县医院治疗。
5、证人王永斌证明，2005年3月3日下午3时许，应公安民警王景龙、张海东、白繁荣的邀请，他作为案件见证人和他们来到墩山上起赃。王、张走在前面，白和犯罪嫌疑人的手用手铐铐在一起走在中间，他在后看见白在石畔里边走，当时风大，他低着头走路，突然听到“喳”的一声，看时见白的身体已在崖边，白用手在崖畔抓了几下就彻底从崖上掉下去。他急忙叫王、张，后和他们一起到崖下，见白繁荣和犯罪嫌疑人在崖下躺着。并证明，他们行走的路面比较平缓，当时路面干燥。
6、证人张平、付宏（均系安塞县人民医院医生）证明，他们作为案件见证人参与了2005年3月6日至3月8日安塞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蒋延峰的三次审讯，并证明蒋延峰在接受讯问时思维清楚、回答切题，经他们审阅公安机关所做记录与蒋延峰的供述一致。
7、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现场位于安塞县墩山山体上，由居民唐胜家沿环山体便道小路向南行至600cm处。此处便道小路呈南北走向，西邻山体，路东西水平宽163cm，路面凹陷，接路东端向东85cm处为山崖边缘，且呈45度坡，崖畔高31m，石崖底有33×9.6cm、9×6cm范围不规则的血迹。
8、安塞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及蒋延峰活体检查报告证明，蒋系创伤性失血休克，双侧股骨骨折，创伤性湿肺、左尺骨茎突及桡骨远端骨折，右耻骨上枝骨折，右肘部皮肤撕脱伤，胸前壁皮肤擦伤，属高坠所致。
9、法医尸检报告证明，白繁荣全身有多处表皮剥脱及皮下出血，且分布不规则，亦有多处骨折。剖验后见内脏、器官有多处挫裂伤，符合高坠形成的特点。结论：白繁荣系高坠致重度创伤性休克而死亡。
10、上诉人蒋延峰于受伤住院期间，在安塞县人民医院医生在场见证的情况下曾作多次有罪供述。其供，2005年3月2日，他翻窗进入位于安塞县工商局内的一平房盗窃，他同学徐喜军在外望风，行窃时被房主宋金山发现，他逃离现场，徐被抓获。宋金山称丢了三万元现金，但他进屋后只盗得一把刀子。次日，公安人员讯问赃款的下落并让他一起起赃，他未偷钱，决定以自杀证明自己清白，就谎称将三万元赃款藏匿在墩山上。到了墩山上，民警白繁荣将左手和他右手铐在一起，其他两名公安人员走在前面，他和白并排走在后面，他的位置靠崖，白的位置靠里面。他知道崖高，肯定能摔死人，也知道如果他跳下去会把白一起带下去摔死。他就猛得跳下崖，等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床上。
以上证据，经原审法院不公开开庭举证、质证，来源合法、有效，内容确实、充分，经本院审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蒋延峰因涉嫌盗窃犯罪被安塞县公安机关讯问，遂产生自杀之念，谎称将赃款藏于墩山上，在公安人员带其寻找赃款取证途中，为达自杀目的，竟不顾与其铐在一起的民警白繁荣的生命安全，跳崖自杀，将白拽下山崖，致白高坠而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唯蒋延峰犯罪时未满18周岁，应依法从轻处罚。对蒋延峰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蒋延峰的有罪供述是在医院医生在场见证的情况下所作，其供述证明其系故意跳崖，与现场勘查笔录证明案发现场山路宽1.63m、边缘还有85cm的坡，且路面有凹陷及证人证明路面干燥平缓的情况等相印证，其有罪供述客观自然，应予采信。故其所称不慎坠崖的情形与事实不符；蒋延峰所称本案系宋金山诬陷、公安人员违法办案造成的理由，经查，其因入室盗窃被失主抓获，失主依法报案，公安人员依法对盗窃案件进行侦查，并对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蒋延峰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故蒋延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喜鸽等七人的上诉理由，经查，蒋延峰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但应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适当判处。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所作判处合法适当，故对其请求不再支持。原审判决定罪准确，判处适当【如无附带民事部分，则表述为“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

韩荣和


提要：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公众人物、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法律纠纷问题已经突显出来。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探讨，从理论上讲，即是探求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本文从分析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背景入手，结合笔者对该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阐释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以及公众人物名誉权的特征，并引入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关系探析，从而得出该问题的实质所在。文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制度设计建议。在文章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几项原则，以供立法与司法实践参考。
关键词：公众人物 名誉权 隐私权 权利平衡

一、提出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背景
在我国，开展舆论监督工作一直比较艰难，舆论监督的成本也一直比较高昂。据统计，我国新闻诉讼中媒体和记者的败诉率高达80%，而美国只有8%。2002年12月28日，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侵犯名誉权一案尘埃落定。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范志毅败诉。自1985年以来，此类官司国内曾有十几起，无一例外均以媒体败诉告终。因此，此案的判决更彰显其时代的意义。据证实，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次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利于愈加凸显的公众人物、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矛盾的缓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众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和新闻业监督职能的发挥。
国外的司法实践于60年代便开始关注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如美国新闻法治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沙利文V《纽约时报》”案。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该案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公共官员除了必须证明新闻失实外，还要证明媒体含有实际上的恶意，即实际恶意原则的确立。接着在1971年“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批评公众官员以外的公众人物。[1]
通过对比，在我国研究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司法实践的要求是理论探讨的源动力。
二、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一）公众人物概念的解析
公众人物亦称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性。
从理论上公众人物可以有多种分类：以行为人主观意愿为标准，可区分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在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并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的人。[2]例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高级官员等人物，在主观上具有希望或放任自己被一般社会公众所熟知，在客观上已经为公众熟知，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所谓非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往往没有追求或放任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结果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具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而成为公众熟知的与这件事件有联系或牵连的人。非自愿公众人物还可以具体划分为附属性公众人物、偶然性公众人物和转化性公众人物。[3]该种分类的意义在于，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的区别对待提供依据。这种区分也已成为法制健全国家处理名誉权、隐私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另外，还可以把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这是从公法的角度，以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要求为标准而做的划分。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把公众人物分为完全的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从而从时间属性上判别公众人物。
（二）名誉权与隐私权关系探究——隐私权的独立性
以上的论述，有时把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内容，这直接受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影响。我国的立法并未确立隐私权制度，只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一项内容。然而从学理上分析，名誉权与隐私权却是相互独立的人格权。它们的区别主要如下：
第一，客体不同。隐私作为隐私权的客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秘密信息，具有真实性，其包含了个人的财产、住宅、社会关系等秘密，这些均与名誉权无关。名誉权则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评价。由此决定了隐私权与名誉权不能相互吸收，只能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第二，主体不同。隐私是一种精神利益，[4]法律保护隐私旨在使人心情舒畅，使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维护人格的尊严。因此法人不能享有隐私权，法人不是隐私权的主体，但法人有名誉权。第三，性质不同。名誉权是权利主体根据社会评价所享有的权利，而隐私权是针对个人事务的。隐私权人享有对自己的个人隐私享有利用和处分的权利，而名誉权是根据客观社会对当事人的评价，此项权利不能由当事人抛弃。第四，侵权方式不同。侵害他人名誉权，一般是通过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伪事实而影响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对受害人名誉的评价。而侵害他人隐私权则不以向第三人传播为要件，也不论所传播消息是否有利于受害人。第五，侵权的法律后果不同。侵犯名誉权后侵权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但由于隐私是真实的秘密信息，一旦被披露出去，就为众人所知，其影响就不可避免的形成，此时该信息就不能称其为隐私，故不能适用消除影响的责任形式。第六，免责条件不同。被告可以证明自己所谓的事实具有真实性用以抗辩原告的侵犯名誉权之诉，从而免除责任的承担，而隐私权侵害没有这个免责要件，正是当事人的真实个人私生活秘密信息被披露，才造成侵权事实。综上，隐私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格权利的特点，应成为独立的人格权利。
然而承认隐私权的独立性，并不否认隐私权与名誉权间的相互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侵犯隐私权与侵犯名誉权会发生竞合，例如：甲（男）和乙（女）曾谈过恋爱，且甲曾在恋爱前与他人发生过两性关系，后甲向乙提出分手。乙对此怀恨在心，将甲与别人发生过两性关系的事实四处散布，使甲精神失常。在此种情况中，行为人不但擅自披露了他人隐私，且此种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所以行为人的行为既侵害了受害人的隐私权又侵害了其名誉权。这可以理解为隐私权与名誉权在权利保护方面具有一些相似性或存在一些重合区域。这只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分析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叠加情形，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公众人物，那么两种权利发生竞合的情形就更多了。因为公众人物代表着一定的公共利益，其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由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重要性与敏感性，公众人物的名誉变得容易受到伤害，显得很脆弱。具体体现在对公众人物私人秘密信息的认定、获得与传播上。如果不适当处理公众人物的秘密信息，就会使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进而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法律上公众人物的隐私与隐私权的范围，以及它们对公众人物社会评价的影响便成了讨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情形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并不必然导致公众人物社会评价的下降。而擅自披露以下三种隐私的行为可能与侵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竞合。第一，不道德的隐私。不道德是违悖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的行为，是不符合社会伦理纲常要求的行为，如婚外恋。一旦公众人物不道德的隐私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其公众形象必然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降低。这是道德对社会公众和公众人物的作用与反作用。第二，违背善良风俗的隐私。善良风俗与道德存在重合的领域，但风俗具有更强的区域性，具有更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与道德存在明显的区别。遵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善良风俗是一个人良好操守的表现。公众人物尤其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的善良风俗，它对形成自己的公众现象同样重要。公众人物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是社会公众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应是善良风俗的代表。如果公众人物有不符善良风俗的隐私，其将不再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拥护，其社会评价必然下降。第三，其他社会公众不可容忍但不违法的隐私。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那不为法律所肯定，也不属于隐私的范畴。而且该种隐私以不为公众所容忍为限，如果社会公众接受了公众人物的隐私，那其社会评价便不会下降。综上，行为人披露某些隐私的行为，既侵犯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又侵犯了其名誉权，此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当然保护，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实质所在
公众人物因其公众性和公共利益性，与一般社会公众不同。他们对舆论监督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但他们也应当享有完整的隐私权，可是社会的兴趣和知情权的对象正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名誉权与隐私权的保护发生竞合。因此产生了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也是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具体体现为：
1.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隐私权的立法旨趣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非法侵犯，其为私权利。知情权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情的权利，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其为宪法权利即公权利，依据这样两个权利，人们一方面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既产生相当的矛盾与冲突。[5]他们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体现在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
2. 名誉权保护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名誉权相冲突，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客观现实。一方面，因为透过大众传播媒介作出的新闻传播、评论等可以向人们告知各种情况，提供形成民意的渠道，监督政府的行为，从而在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主要保护的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新闻界的行业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保护人格权是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的重要手段，人们彼此互相尊重他人的人格权，并能自觉捍卫自己的权利，将会为民主和法制的实现奠定基础。[6]因此名誉权保护和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私人人格和感情方面的利益与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法律必须寻找相对明晰的界限。
三、冲突解决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制度设计
通过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权利冲突的解决应分两种情形。首先是在只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而未涉及隐私权的情形下，应当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理由是：公众人物因其职务要求或职业的原因，在新闻媒介助力的作用下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他们是当今民主制度的产物，他们代表和维护着一定的公共利益或行业利益，因此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是以保护公众人物人格尊严、独立与自由为旨趣。只有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向公众人物倾斜的社会目的，从而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共目的。其次是名誉权与隐私权一致竞合的情形，不再意味着保护公众人物名誉权的绝对优先性，而是对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弱化。以下从两个方面针对第二种情形探讨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方案。
(一) 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私生活信息进行独立支配的一种人格权。[7]从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对比看，隐私权具有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是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制度性前提，其直接目的是将隐私权与名誉权区别保护，同时对二者竞合时作特殊处理。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消除行为人在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情况下的尴尬，使该情形下侵权行为的认定具有法律依据。其次，有利于名誉侵权行为制度的建立。名誉侵权一般包括侮辱和诽谤行为，大都表现为以虚假的信息影响受害人的社会评价。而侵犯隐私权，行为人传播的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单独建立隐私权制度，那么名誉侵权行为制度将更完整，更具有体系性。最后，增加了公众人物权利保护的层次性，使权利保护的平衡找到依托。假设新闻媒体报道了某公众人物真实的情感故事，该公众人物并不能已侵犯名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媒体并没有传播虚假信息，也没有侮辱的行为。此时该公众人物可以侵犯隐私权为由主张权利保护。而且隐私权制度的建立使我们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探讨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名誉权保护与舆论监督的矛盾。
（二）权利保护的平衡：名誉权、隐私权与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协调。
权利的保护出现冲突时，我们应当划清他们的界限，应当遵循权利协调和利益衡量的规则，即权利的保护应当达到根本上的平衡，均等的保护不是法律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平衡”[8]，法律上的平衡是由其所依据的利益来决定保护的范围、力度。
1.对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的协调
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一般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的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9]这一论述，说明了个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作为处理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的一般原则。而在公众人物中，如果是政治性公众人物，即公共官员，其本身代表着一定公共利益，其隐私权的空间由其职务要求所定。对于自愿性公众人物，因其主观上追求成为公众人物，那么其必须把更多的隐私坦露于社会公众。对于其他类型的公众人物可参照一般社会公众的隐私权内容，从而达到权利协调的目的。然而在对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协调过程中，除了遵循公共利益原则，还需人格尊严原则优先，即在涉及公众人物的隐秘信息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2.正当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
新闻工作者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从舆论上监督公众人物，揭露、批评一些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不良现象，如果这些批评属于正当的舆论、批评的事实是真实的，则被批评者不能以其名誉受到损害为由而要求他人承担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当然，正当的舆论监督批评在效果上会影响到被批评者的名誉，但事实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下降以及名誉的贬损，并不是新闻批评造成的，而是他们自身的不良行为造成的。
一般认为，正当的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如下:第一，要准确认定报道的事实。新闻报道中批评、揭露的事实必须客观、真实。由于报道失实必然的侵犯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第二，报道的言辞不能从人格上进行攻击，进行侮辱、诽谤，即使评论中所依据的情况属实，但是用有恶意的词句，造成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损害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第三，看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行为人在撰写新闻时是有一定主观目的的，如果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报道的事实中有侮辱、诽谤被监督人的内容，并客观上造成了被监督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应认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即实际恶意原则的体现。
事实上，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与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是十分困难的。从当前的法治现实来看，应当在它们设定一个“度”，这个“度”因主体身份是公众人物还是非公众人物而不能绝对划一，这个问题的把握只能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衡量。
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提出几条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原则以供立法与司法实践参考。区分只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情形与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名誉权情形：第一种情形应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给予充分的保护，第二种情形应适当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或视具体情况（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应向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适当的倾斜；区分自愿性公众人物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向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倾斜，这是自愿性公众人物因其主观追求而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名誉利益的让与；区分政治性公众人物与社会性公众人物：如果只涉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应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给予充分的保护，如果是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名誉权问题，名誉权保护向社会性公众人物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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