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成府发〔2004〕80号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4年9月27日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ＯＯ四年十月十九日

成都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总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成都市政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深入推进“三个转变”，努力把我市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提高执行力，切实贯彻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协助市长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七、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市长可以召集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和突发性重大事件，来不及召开会议而又必须及时处理的，分管副市长协商处理后，向市长报告。

八、市长代表市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市长或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并报告工作；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受市政府的委托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汇报某一方面的工作。

九、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十、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协助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处理、安排市政府的日常工作，领导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是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十一、市长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市长、副市长工作，对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受市长、副市长委托，承担某些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代表市政府出席各地、各部门的有关会议，参加外事活动。

十二、市长出访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代行市长职责。

十三、市政府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各委（办）、局根据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和地方性法规、省政府、市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审计局在市长和审计厅的双重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五、健全经济调节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

十六、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七、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政策和规章，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十八、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四章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九、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二十、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经济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和关系社会稳定及其他急要事项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一、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全市的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由法制机构作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区（市）县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十二、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一般应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三、各部门、各区（市）县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重大决策应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四、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规范行政行为，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五、市政府根据全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适时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二十六、各部门、各区（市）县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两个部门以上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制定规章、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依法及时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二十七、市政府的规章和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论证或组织起草，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定。市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八、要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积极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加强行政监督
二十九、加强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三十、市政府自觉接受国务院、省政府的监督，同时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一、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二、加强全市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区（市）县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三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及时、准确发布政务信息，拓展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渠道。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第七章工作安排部署

三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三十六、市政府确定的年度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工作措施、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和制发的公文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部署，下发执行。

三十七、各部门、各区（市）县政府必须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催办、督查，并适时作出通报。

第八章会议制度
三十八、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三十九、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和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组成。

市长助理、副秘书长、市级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根据需要，可安排区（市）县长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可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由市长召集和主持，议题由市长确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

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贯彻上级的重要指示、决议、决定和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和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部署市政府重大改革措施或其他重要工作；
（三）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全市政治经济形势；
（四）讨论通过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及《成都市财政预、决算草案》；
(五)讨论通过其他需由市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

四十、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会议出席人员必须在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的半数以上。

市长助理、副秘书长、与议题有关的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可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成都警备区有关领导及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议题由市政府秘书长和分管副市长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市长确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
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贯彻上级的重要指示、决议、决定并研究贯彻措施；
（二）讨论决定上报上级政府和市委的重要请示、报告；
（三）研究分析一个时期的全市社会经济形势；
（四）讨论决定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立法工作计划和其他重要事项；
（五）讨论通过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等议案以及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
（六）讨论决定由市政府公布的规章、决定、命令和其他重要的规范性文件；
（七）听取有关部门、区（市）县政府的专题汇报，研究有关政策措施，讨论决定有关重要事项；
（八）讨论决定人事任免及奖惩等事项；
（九）市长认为需经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四十一、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有关市长助理、副秘书长和情况汇报人列席。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内容为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互通情况和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四十二、市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应向市长或召集会议的常务副市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四十三、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秘书长审核，报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报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审定。

四十四、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根据各自的分工和需要，可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汇报，征求意见，检查工作，研究协调处理有关业务问题。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或委托有关副秘书长签发。

四十五、市政府及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少开会、开短会，注重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

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召开。市政府部门认为确需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必须在会前7天报市政府，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审批。市长、副市长指示召开的全市性会议，按指示办理。

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工作会议，一般不邀请各区（市）县政府负责同志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第九章公文审批

四十六、市政府的公文处理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成都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组织和实施。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行政规章的处理，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的规定》实施。公文处理要坚持精简、及时、程序、质量等原则。

四十七、各部门、各区（市）县政府报送市政府的公文，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律送市政府办公厅统一按规定程序办理，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
除突发事件或紧急重大事项外，不得越级上报。

四十八、各部门、区（市）县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各部门、区（市）县主要负责同志签发，由市政府办公厅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如属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由市政府办公厅直接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承办部门应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厅反馈办理结果。

各部门、区（市）县政府报请市政府审批的事项，可由市政府批复，也可根据市政府的授权由市政府办公厅答复。

四十九、市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意见、报告或报请市政府批转的公文，凡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主办部门应主动协商一致后报送；未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处理建议报市政府。

五十、市政府各部门一般不得向区（市）县政府正式行文。确有需要的，应当报经分管副市长或 市政府的各类领导小组等非常设机构的办公室不得直接向区（市）县政府正式行文。

五十一、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出的文件，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送有关领导同志签发。签发文件的权限是：
（一） 市政府文件：
1.由市政府发布的规章、决定、命令以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人事任免，由市长签署；
2.属于全局性、综合性的文件以及报送省政府、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公文，由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
3.属于既有的方针政策范围内工作的文件，由分管副市长签发；如涉及两位以上副市长工作的，应送有关副市长审核后由主管副市长签发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

（二）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1.属于市政府授权以办公厅名义对区（市）县政府、部门安排部署工作、转发市政府各部门意见的文件，经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同意后，由秘书长或分管副秘书长签发；
2.属于办公厅职权范围内的文件，由秘书长、分管副秘书长或办公厅副主任签发。

五十二、市政府报送市委的文件以市政府党组的名义行文，由市政府党组负责人签发。

五十三、对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分管文字工作的副秘书长应按程序负责审核，把好质量关。

五十四、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发出的文件，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外，应及时在《成都政报》上刊登，并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

市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还应及时在本市范围内发行的主要报纸上刊登。

五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少发文、发短文，凡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一律由部门自行发文或商相关部门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转发。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口头或电话答复等方式可以处理的问题，一律不发文件。

五十六、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各类专业会议，市政府领导同志的讲话已在会上印发的，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不再印发文件。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确需印发的，以《政务通报》印发。

第十章作风纪律
五十七、市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至少一季度安排一次。

五十八、市政府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要坚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各区（市）县负责同志不到辖区分界处迎送。

五十九、市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区（市）县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情况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
不得以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名义进行广告性祝贺活动。

六十、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中央、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六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市政府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市政府组成人员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以个人名义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六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和请假制度。市长与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一般不同时外出。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出访、出差或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外出活动的安排和在外地的活动情况，应及时告知市政府办公厅，由市政府办公厅通报其他领导同志。

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向市政府办公厅报告，由市政府办公厅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对市政府召开的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应按市政府通知要求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应提前向市政府秘书长或有关负责人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他人代替出席。

六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省、市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遵守廉政承诺，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坚决拒收礼金和有价证券；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突破行政诉讼制度的禁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任玉林


论文提要：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行为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禁区、司法审查的盲点和真空，与法治国家的要求极不适应，既不利于对广大公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本文从能动司法理念和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审理新类型行政诉讼案件的要求出发，结合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年来的现实情况，引用大量数据和文献资料，着重从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影响性质和程度的视角，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状况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众多内部行政行为；强调封建官本位思想和行政机关的反对是导致我国内部行政行为长期不可诉的深层根源，同时从理论依据、现实需要、观念接受、能力胜任、国外经验等多方面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作了分析；并对如何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受案范围、程序衔接、内部规定的审查以及对上级指示诉讼的审理等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已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工作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全文共9992字。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行为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禁区，权力在行政机关内部封闭运行，是司法审查的盲点和真空，而行政诉讼作为公民的维权利器，在该领域长期闲置，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法治国家的要求极不适应。根据能动司法理念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审判工作意见中积极探索审理新类型案件的要求，深入探析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很有必要。
　　一、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状况探析
　　何谓内部行政行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也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有的教科书甚至还无视基本法律事实，认为行政行为都是针对外部的，否认内部行政行为的存在。普遍认为这类行为属“有特别权力关系”的行为，德国称之为“高权行为”。 简明的认识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对其内部事务所做出的处理行为。 其特征和要件主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极不平等，作出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领导），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间接相对人则可能是行政机关外的自然人或组织，双方之间的主要直接关系不是一般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为发生在执行公务中；行为的直接内容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以上要件必须同时具备，如果行为的直接内容不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相对人即使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该行为也不是内部行政行为，如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警察的处罚，就属外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也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态，如未按规定确定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就是典型的不作为。
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情况比较复杂，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其可作不同的分类，最基本的分类是以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分为抽象内部行政行为和具体内部行政行为；参照德国乌勒教授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分类，可分为基础（人事）关系内部行政行为和管理（工作）关系内部行政行为，前者如公务员的任命、调职等，后者如上级对下级工作上的指令、训斥等；按行政机关的纵向管理关系可分为上下级机关内部行政行为和本机关内部行政行为。
　　以上分类各有优点，各从不同的角度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了透析，但从诉讼角度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就是不能揭示出行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就是德国的“重要性理论”，也只关注了影响程度，而没有揭示出影响的性质，事实上同一行为即使是奖励、任命，对不同相对人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也是不同的。上述分类和理论都不能满足研究诉讼问题的实际需要。
笔者认为，可以影响的“不利与有利（受益）”性质为标准，将内部行政行为分为对相对人不利的内部行政行为（简称不利行为）和对相对人有利的内部行政行为（简称受益行为）；还可以影响的“重大与不重大（轻微）”程度为标准，进一步将其分为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简称重大不利行为）等四种行为，具体如下图所示：

　　不利与有利的判断标准一般是清楚的，至于影响重大与否的具体标准，则不能一概而论，有时要看当时当地甚至相对人自身的具体情况才能确定。这样分类而不再强调具体与抽象、人事与工作、上级与下级等分类，对研究内部行政行为的诉讼问题才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
　　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等方面毫无疑问都有影响，但其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惩处与奖励对相对人的影响截然不同，同样是上级指示，命令下级开除与提拔某人对其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对相对人不利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不利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如同是管理行为，扣1000元与10元工资，对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公务人员来说有着明显不同；同属人事处理中的行政处分，开除与警告对公务人员的影响是天壤之别，而开除学籍、不予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等行为，足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这样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类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影响明显与众不同，这就是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相对人诉与不诉的需求也就很明确了。
二、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早在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立法机关就采取了既谨慎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态度， 从该法颁布实施至今20年来，关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被动司法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因此提倡能动司法，过去的一些制度已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强调制度创新。时至今日，虽然从行政诉讼法到司法解释依然明确规定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但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应该重新审视，从多方面深入探讨。
　　（一）不可诉的主要原因和理由
　　1、封建官本位思想是不可诉的思想根源。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之所以不可诉，主要是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只是19世纪才产生的西方理论，在许多方面与我国的传统观念高度暗合，它虽然对我国也有一些影响，但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真正思想根源是我国本土千百年来固有的封建传统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民间至今还有“官前头、马后头”的戒言。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谈任何事情都绕不开它，离开此点，无论怎么讲都有隔靴搔痒之感。可以说20年前颁布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就已经是很大的历史进步了。
　　2、行政机关的反对是不可诉的现实根源。行政权力的扩张在大多数国家是趋势，行政机关不愿受限制是其本质属性或称天性，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国也不例外。当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就有几百官员联名上书中央明确表示反对， 最终规定对规章“参照”适用也是博弈的结果； 行政程序法历时25年至今仍未出台的根本原因也是行政机关的重重阻力。 反对内部行政行为可诉的主要声音依然来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认为诉讼会影响其权威和效率，其内部问题内部处理是天经地义的。
以上两点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深层次原因，基于此还有一些表面理由如：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和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对内部行政行为已规定了系统的行政救济措施，没必要再纳入诉讼程序；内部行政行为种类多数量大，法院承受力有限等。
　　（二）可诉的主要理由
　　1、理论依据。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以及当行政权被滥用时如何予以补救的法；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平衡公益与私益的法；服务论认为行政职权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更不得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侵害；控权-平衡论认为，平衡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至最大值时的状态。 行政诉讼制度是控制行政权、平衡各方利益的有效手段。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也是劳动者和公民，因其公务人员身份，要承担比一般公民更繁重的义务，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多种因不当执法行为给公务员以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追偿制度确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公务员同时还要承担行政处分或刑事责任。公务人员以其财产和人身最终为其职务行为承担责任，义务显然是很重的，但其权利被内部行政行为侵害时连一般公民都有的诉权都没有，公益和私益明显是不平衡的，因此有人戏称“公务员有时还不如打工仔，是人权保护的‘灯下黑’”。
《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宣称：“任何人在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都有权享受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做出有效的救济。”有权利就有救济，只要权利被侵害就可以诉讼，这是最基本的诉讼理论。公务人员对侵害其权利的内部行政行为享有一定的诉权应该是其基本权利，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相较，除相对人的身份有些不同外，并无二致，同样具有可诉性，行政相对人无论是外部相对人还是内部相对人的权利都应受司法保护。
　　2、现实需要。存在决定意识，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最大理由就是现实需要，主要表现在：
——现实中有众多的内部行政侵权行为需要司法救济。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有70%的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其中相当部分是行政机关领导人滥用权力授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做出行政决定，用貌似“合法”的内部行政行为手段，对内部举报人进行“隐性打击报复”，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为举报人量身定做各种“玻璃小鞋”，对其做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进行关、卡、压，或者借机将其转岗、下岗、不提级、不晋升、扣发奖金，甚至解聘、辞退、开除，检察机关认为这种行为隐蔽性很强，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有些行政机关把对内部人员的经济处罚作为推动工作的“杀手锏”，如有的乡镇政府、学校擅自出台内部规定，对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干部、教师罚款或扣工资、强令工作人员为完成某项任务（如当年为征收农业税费，现在为征收新农保保险费、社会抚养费等）以个人名义贷款，且数额高达千元以上或几万元，还有个别数额较大的强制捐款行为，对靠工资生活的公务人员来说影响甚大；上级机关及其领导对下级机关的工作指示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一个电话就在无形中剥夺了相对人的重要权利;据统计，1993-2002年全国共处分公务员149929人，平均每年约1.5万人，每年受处分人数约占公务员总数的3%左右， 如此多的行政处分行为，当然大多数可能是正确的，但也难免其中有些是不准确的，从而对公务员的权利造成侵害。
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侵害在社会上看是隐性的。与普通公民的起诉、诉诸媒体、上访甚至闹访的张扬性维权方式截然不同的是，面对不公正的处理，基于现行制度和“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活哲学及日后自身利益的考虑，绝大多数相对人自然而然选择的是明哲保身，默默忍受。从而不可避免的将不满情绪渲泻到工作中，常规表现为敷衍了事、消极怠工，极个别人也会采取非理性极端方式。而行政机关的职能依靠公务人员来完成，他们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旦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便会影响行政机关职能的发挥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对内部行政行为一概不纳入诉讼则对3600多万公务人员的权利保障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现有救济措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现行制度下，外部行政行为侵权的主要救济途径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还有国家赔偿；管理者对劳动者内部处理的主要救济途径有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接受司法审查。唯独对公务员内部处理的救济只有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上级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申诉的内部途径，不受司法审查，也未纳入国家赔偿，就连行政机关内部相对正规的监督程序即行政复议也不能申请。权力只在行政机关内部封闭运行，成为名符其实的“家法”，对相对人很不公　平，在法律制度上也不平衡。
　　法律法规尽管规定了一系列行政救济措施，表面上看来相当系统严密，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多。任何一种行政救济措施都没有诉讼哪样公正、公开和权威，两种程序的保障力度是大不相同的，对簿公堂才是有效的维权方式。
　　3、观念接受。封建官本位思想一直是新中国努力破除的腐朽落后思想。行政诉讼法施行20年来，全国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行政案件，尽管同民刑案件相比，行政案件的审理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据统计， 200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0312件，是1990年13006件的9.3倍，案件类型几乎涉及到所有行政管理领域。大多数行政机关对作为被告应诉已经适应，许多地方政府还专门对行政首长出庭做出了规定，江苏省海安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2006年就达到了72.1%，可以说民告官的观念现在已基本深入人心。
　　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立法理由是“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 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诉讼已20多年并未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和效率一样，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也不会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和效率，反而会促使其依法行政，树立更高的权威，因为行政机关不可能在诉讼中全都败诉，对合法适当的行为法院就会维持。2009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120530件行政案件中，判决维持和驳回起诉即行政机关绝对胜诉的共计27014件，占全年结案数的22.4%；而撤销、确认违法无效、履行法定职责和赔偿即行政机关绝对败诉的共计11260件，占全年结案数的9.3%，从整体上看既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维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双赢的效果。
　　4、能力胜任。从1982年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全国各级法院都设立了行政审判庭，积累了许多审判经验，行政审判力量现已逐步壮大。与民刑案件相比，我国行政案件的收案数相对还是较少的， 2009年是民事案件的2%、刑事案件的16%、总收案数的1.8%，部分地方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相当少，行政庭的主要工作是在办理非诉行政案件，如笔者所在的定西市两级8个法院2009年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53件，最多的法院也只受理了16件，就是市中院也仅受理了15件，有两个县法院的受案数还为零，其他法院也均不到10件，而非诉行政案件却高达455件，是诉讼案件的8.6倍， 行政审判资源实质上基本闲置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2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初有人担心的一旦开启行政诉讼之门，大量行政纠纷将涌入法院、法院不能承受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基于内部行政行为的特点，将其纳入诉讼不会造成行政案件的大幅增加也是肯定的，现在法院完全有能力胜任。
　　5、国外经验。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数都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一定的司法审查程序，体现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历来不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如美国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经向考绩制度委员会申诉之后，可依《美国法典》第7703条的规定向法院起诉。该理论的影响已经式微，受其影响的国家都已对其进行了修正，法国公务员可以通过诉讼向法院请求保护，如部长拒绝给予公务员根据法律和条例规定应得的报酬，该公务员可以提起完全管辖或越权之诉；德国公务员法已将任命、命令退休、免职、撤职等行政行为规定为可诉的行为；日本司法权也介入了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关系领域。
　　综上所述，我国的现实情况需要能动司法，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趋势，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禁区在实践中早已被突破，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在十年前就已开内部行政行为诉讼的先河。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草创时期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已不存在，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既有现实需要，也有理论支持，还有国外经验可鉴，障碍现已不大，多年的行政审判经验和成果已为其打下坚实基础，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时机已经成熟，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此应充分考虑。
　　三、内部行政行为如何诉探析
　　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一定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得研究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受案范围。“尽管不同政体下，法律希冀达到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但它总要在合理范围内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为各类人群留下生存余地。” 内部行政行为的情况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要作具体分析。既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确保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这就要正确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不能使审判机关代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内部行政行为全部不可诉不行，全部可诉不现实也不必要，只有对部分即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可诉亦即有限可诉才较为合理可行，这应该就是我们目前寻求的“平衡点”。
　　具体来说，目前应纳入诉讼的对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等权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有：《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6条等规定的降级、撤职、开除处分；《公务员法》第90条规定的辞退、降职、免职、申请辞职或提前退休未予批准和未按规定确定或者扣减数额较大的工资、福利、保险待遇及奖金和津贴等人事处理；滥用行政权对相对人数额较大的罚款、强制贷款和捐款；根据国家赔偿法对公务员数额较大的追偿行为等。而对其它对相对人无重大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如奖励、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警告、记过、记大过及日常管理等行为则不必纳入诉讼。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所有对公务人员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均可诉，但考虑到我国党管干部等现实情况和实际操作的难度，调职和任命行为虽然对相对人的影响很大，这方面的不正常甚至腐败现象也相当严重，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认为应将其纳入司法审查， 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很好，对防治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也有很大的作用，但很不现实，不要说目前就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该行为纳入诉讼的条件都不成熟，稳妥渐进一直是我国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方式。
　　这里仅是列举说明，现实情况是复杂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可诉的内部行政行为还会逐渐增多。这就涉及到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问题，行政诉讼法采取的概括加列举式有缺陷，立法者不可能准确地列出现实中所有可诉的行政行为，有学者认为最好是采用概括式，但笔者认为采用概括加排除式即《行诉解释》确定的方式比较符合我国目前实际，具体可规定对相对人的重大不利行为可诉，对轻微不利行为、受益行为及调职、任命行为不可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有数量庞大的“准公务员”，如聘任制公务员、行政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学校、医院中除工勤人员外的工作人员。2005年就有人统计全国事业单位有125万个，人数已超过3035万人，是公务员的4.3倍，占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其领导等人还享有行政级别并占当地同级干部职数。“准公务员”与正式公务员除在人为设置的名义上有区别外，在管理模式和履行职责上并无实质不同，对上述类似公务员的重大不利准内部行政行为也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现行制度中其人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妥当的，对所有公务人员对内部行政行为的诉讼应统一适用同一程序即行政诉讼程序。
　　(二)程序衔接。由于现行法律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系统的救济程序，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和行政机关的权威与效率，因此应当重视诉讼程序与现有内部行政救济程序的有效衔接问题。可考虑将内部的申诉等程序前置于诉讼，也可将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把复议也前置于诉讼，在相对人穷尽了内部救济措施后才可起诉，将诉讼作为其权利的最后保障，从而形成申诉—复议—诉讼的系统救济程序。这样既避免了相对人动辄诉讼，把相当部分内部行政纠纷消化在了行政程序内部，也可使部分纠纷有司法保障，还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程序（仲裁前置）基本一致，从而使法律制度在整体上达到平衡。
　　(三)对内部规定的审查。现实中很多行政机关自行制定了许多内部规定，其形式五花八门，有时是正式文件，有时是会议纪要，有时甚至是领导的口头表述等。“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内部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执行得相当好，甚至比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得更有力，相当多的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就是根据这些规定作出的。审查内部具体行政行为时，是无法绕开这些内部规定的，而这些规定就是内部抽象行政行为，对其也应进行司法审查。 “如果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而作为该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却仍然有效，实在于理难通。其结果必然导致相同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再现，产生不必要的重复诉讼，或者任其继续损害人民权益••••••而且使终审法院陷入尴尬境地。”
　　实践中，基于能动司法的理念，可以探索相对人仅就对其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规定提起诉讼案件的审理。在法律未修改之前，作为权宜之计，参照《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 在审查内部具体行政行为时对相应的规章以下内部规定一并进行审查，在裁判理由中对合法、合理、适当的承认其效力；对违法的则予以否定。在必要时还可发司法建议，亦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白皮书”活动的通知》发出相应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建议有关机关对违法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予以纠正。
　　(四)对上级指示诉讼的审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级指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法规。下级行政机关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时经常习惯性地向上级请示，上级机关及其领导也时常对下级机关做指示，具体表现形式为批复、答复、批示、通知、命令等，有时是书面的，有时是口头的如电话指示等。其直接作用对象是内部相对人，最终作用对象则有时是内部相对人，有时是外部相对人。而该指示一旦对相对人的权益实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便产生了可诉的问题。虽然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如被姜明安教授称为“内部行政行为诉讼典型案例”的建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 由于下级机关对上级指示及命令负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公务员法》第54条也有“执行后果由上级负责”的规定，因此应把作出指示的上级机关作为被告， 把执行指示的下级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样才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减少或杜绝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和上级机关滥用职权。
　　四、结语
　　突破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禁区，将具有很大可诉性的对相对人基本权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最低限度的司法审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对此专家学者多年来就有不同角度和程度的论述，本文的探析尚属浅陋。但是无论多么优秀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只有最终为立法机关所重视并采用，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在全社会广泛适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因此我们对已正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的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有着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