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要求与刑罚适用原则

叶良芳


严打，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和防范的一种刑事司法和社会综合治理活动。它是国家通过刑事政策调整打击犯罪的方向和力度，确定把某些犯罪作为特定时期的打击重点，以实现有效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目的。严打要求有三点，即打击犯罪要从重、从快和从严。而刑罚适用原则主要有：刑罚相适性原则、刑罚及时性原则和刑罚必定性原则。严打要求与刑罚适用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严打实际上是刑罚适用原则的运用和具体体现，刑罚适用原则对严打斗争具有导向和指引功能。本文主要从刑罚适用的角度，论证严打综合整治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从重要求与刑罚相适性原则
无庸置疑，从我国当前司法状况来看，对一些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刑、罚不当罪、查处不力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上述案件的发案率一再攀升，犯罪行为实施者的气焰非常嚣张，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危及社会稳定，社会危害性极大。这次严打提出对这些犯罪予以从重打击，是纠正对其惩治不力、罚不当罪的现象的必要举措，将极大地震慑住一大批犯罪分子。
这里的“从重”，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犯罪分子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而不是超出法定范围，搞法外定刑。详言之，即根据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明确规定的范围内，该判处重刑的，绝不能寻找种种借口判处轻刑；该判处实刑的，绝不能适用或变相适用缓刑，以体现严打斗争的政治原则性和法律严肃性。
严打从重要求实际上是刑罚相适性原则的体现。所谓刑罚相适性原则，是指对犯罪人所判处的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匹配、相对应，与行为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呈一种正比例关系。简言之，即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罪刑相当，罚当其罪。刑罚相适性原则源自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实质是要求刑罚的设定和适用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保持一种合理的对称关系，以满足预防犯罪的目的需要。刑罚学之父贝卡里亚提出的设立罪刑阶梯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他认为，所有的犯罪，从最严重的犯罪，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以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排成一个由高到低的阶梯，而刑罚也应当由重到轻，作相应的阶梯排列。他是从刑罚制定的角度来论证刑罚相适性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司法是立法的延伸和实现，不言而喻，司法上更应贯彻和执行刑罚相适性原则。
刑罚相适性原则是预防犯罪的必然要求。“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①费尔巴哈基于人的避苦求乐的本能而提出的心理强制说，虽然重在强调刑罚的威吓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蕴含着欠缺的刑罚量不足抑制犯罪欲念、难以预防犯罪的思想。一般来说，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越重要，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所获得的满足感就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动机、力量就越强，阻止这种犯罪欲念的阻力也应当越大，即刑罚应当越重。过轻或过重的刑罚都有害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过轻，罪犯受不到应有的惩罚，会减弱和抹杀刑罚的威慑力，甚至使罪犯在得大于失的诱惑下，不断实施犯罪；刑罚过重，则可能促使罪犯增加对犯罪的吸引力和神秘感，从而产生难以抑制的犯罪冲动，或者为了逃避过重的刑罚而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牵连实施其他犯罪。因此，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应当符合预防犯罪的需要。
从重打击不是过重打击，不是对犯罪人施加的刑罚越重越好，而是应以刑罚相适性原则为指导，根据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具体情节，在法定范围内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之所以要对某些犯罪予以从重打击，主要原因是这些犯罪在特定社会形势下的社会危害性较之在常态时期为重。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间、场所、环境等的变化，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境况并不是超时空的，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同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是有变化的。①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控制力减弱的社会大环境下，同一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及其负面效应较之在良好的社会治安状态下要严重得多。“刑罚世轻世重”，随着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对某些高发案率和性质严重的犯罪，予以从重打击，是符合刑罚相适性原则要求的。
二、从快要求与刑罚及时性原则
“从快”是严打斗争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也是严打的基本要求之一。所谓“从快”， 是指在遵循法定诉讼程序的前提下，尽快推进侦查、起诉、审判等各种程序运行，缩短办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快速立案、快速破案、快速审理、快速裁判和快速执行，以最快的速度促使刑罚在罪犯身上获得实现，发挥其威慑效力。这一要求的要旨有三点：一是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办案期限的规定，坚决杜绝超期办案；二是应当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加快工作节奏，力求缩短诉讼时间，尽量防止拖延；三是注意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不能任意侵犯、剥夺和限制。之所以要从快打击犯罪，与刑罚资源的稀缺性特征是分不开的。刑罚种类、刑罚威慑效力、刑罚适用人员及配套物质装备等的有限性决定一个国家可以适用的刑罚量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有一个固定额。要发挥这一刑罚额的最大功效，就必须加快刑事执法的运转速度。
严打从快要求与刑罚及时性原则的内涵是一致的。所谓刑罚及时性原则，是指刑罚的裁断、执行与犯罪行为的实施、完成之间的时间间隔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刑罚的适用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效。刑罚来得过于迟缓，无疑会使刑罚的功能大打折扣。刑罚不仅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价值，更有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价值。刑罚及时性的公正意义在于，它能够尽快使恶行得到惩治，满足恶有恶报的社会公众普通的正义观念；它能够抚慰被害人受伤的心灵，避免私人复仇行为的发生；它能够尽早结束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判决前的监禁状态以及解除由此带来的对自己的命运捉摸不定而产生的精神折磨；它能够使守法公民受到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其守法意识。
刑罚的及时性原则体现了诉讼机制所追求的效率这一价值目标。高效率的诉讼活动要求司法人员通过最佳的方式，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诉讼效率既体现了法律对诉讼活动各个阶段的时限要求，更折射出社会公众对及时裁判的渴望。高效的诉讼活动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公正的司法是高效的诉讼活动的结果和体现。“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诉讼过程是低效率的、迟钝的，则难免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诉讼拖延而遭致损害，从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刑事诉讼证据因未及早搜集保全而湮灭，证人的记忆力因时间推移而可能大幅衰退，从而难以揭示和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也难以得到诉讼各方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次严打提出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正是诉讼效率的要求，是刑罚及时性原则的体现。
及时的刑罚能够强化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有效地抑制人们的犯罪动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①这种观点已为科学所证明。心理学揭示，生物体均具有正负强化的机制，这种正负强化的效果与奖惩措施的速度成正比。如果对犯罪反应迟钝，侦查破案不及时，审判工作拖沓，犯罪心理就会被强化，刑罚的威慑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如果对犯罪反应及时，在其刚发生或在完成犯罪之前就遭到社会的保护性反应，行为人即被捕获，则能产生良好的刑罚惩罚和威慑效应，潜在犯罪者将不敢贸然实施犯罪。②司法实践也表明，犯罪行为被侦破揭露的时间长短直接影响着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反射关系在公众心目中的能否确立及其巩固程度，影响着刑罚的威慑效果，进而影响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
三、从严要求与刑罚必定性原则
一般人将严打的基本要求理解为两项，即从重打击和从快打击。但笔者认为，严打整治斗争活动应该还有另一项基本要求，即“从严”打击。“从严”，是指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高破案率，降低特定犯罪的黑数，使刑罚成为犯罪的必然后果。亦即要严密刑事法网，使一切触网之鱼不管如何挣扎，绝无脱网的希望和可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应当聚集在一起，形成打击犯罪合力，使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无处藏身。任何一个犯罪分子一旦实施了犯罪，不管其隐蔽多深，潜逃多远，伪装多么巧妙，都应将其挖掘出来并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使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严”打击犯罪对已然犯罪分子和潜在犯罪人更具有威慑力，更能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这一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是要充分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侦查水平和破案能力；二是要深挖黑社会犯罪等的保护伞，坚决予以打击和铲除；三是要强化犯罪与刑罚的天然联系，不能有罪不罚；四是要注意对特定被告人正确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
从严要求是贯彻刑罚必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刑罚必定性原则，是指有罪必罚，无罪不罚，使刑罚成为犯罪确定不移的必然后果，从而在刑罚与犯罪之间建立一种天然的伴生关系。刑罚的威吓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极端严厉性上，更体现在其不可避免性上。“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种必定性要求司法官员谨守职责，法官铁面无私、严肃认真，而这一切只有在宽和法制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有效的美德。”①现代刑罚司法理念更是特别强调刑罚应确定不移地成为犯罪的后果，以此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并不追求刑罚的残酷、无节制。只要刑罚是犯罪不可避免的后果，只要其最终必定要降落在犯罪者身上，即使惩罚本身并不严苛，也会对犯罪者产生极大的威慑力；相反，即使刑罚十分严厉，但只要逃脱刑罚惩罚的概率很高，则行为人极易产生实施犯罪行为的冲动。实践中，贪污贿赂等犯罪呈现的前仆后继现象与该类犯罪过低的刑罚实现率而带给行为人实施犯罪的侥幸心理不无关系。
要建立刑罚与犯罪之间天然的伴生关系，以下两点必须做到：首先是要周密立法，严格遵循“严而不厉”的刑罚设置原则，严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主要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严而不厉，是指扩大犯罪圈，增加刑罚规模，降低刑罚强度。②完善的立法应不给狡猾的犯罪分子留下逃避惩罚和规避法律的空隙，使其没有法律的漏洞和空子可钻。其次，要严格司法，提高破案率，降低犯罪黑数，尽量使一切已然的犯罪行为都受到揭露和惩罚。列宁曾指出：“惩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惩罚的警示作用决不是看其惩罚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惩罚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③据研究，罪案的总数被揭露到50％时，犯罪者就会住手观望，不敢随便下手作案；犯罪被揭露到50％时，胆小的犯罪者就得改业，另谋出路；犯罪者的犯罪，如被揭露到80％以上时，罪犯只有自首投案或潜伏他乡逃避。①可见，犯罪案件被司法机关侦破的概率越高，对犯罪分子的震慑力就越大；相反，如果案件不破不立、久攻不破，罪犯逃避刑罚惩罚的侥幸心理就会激增，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天然联系的观念在其心中就会被大大弱化，实施犯罪的欲念和冲动将不断得到强化。因此，在严打整治斗争中，必须抓住破案率这一关节点，贯彻落实刑罚必然性原则，充分发挥刑罚对犯罪者和潜在犯罪者的威慑效应。(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备注:本文系2001年刑法年会交流论文,载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热点疑难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①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①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①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② 王顺安：《刑罚预防新论》，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
①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② 储槐植：《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第356页。
① 公安部安全研究所编著：《你感觉安全吗？──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4号)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决定》业经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省人民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栗战书

2009年1月5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决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黑龙江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作出如下修改：
　　将第七条修改为：“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机构和企业监测机构，应当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认证范围内开展工作，并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黑龙江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环境监测管理，发挥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环境监测和环境监测管理。
　　第三条　环境监测包括：
　　(一)环境质量监测。对环境中各项要素及生态指标进行监测，掌握环境质量状况、生态变化规律、预测环境质量发展趋势。
　　(二)污染源监测。对污染物排放源的排污情况监测；固体废物的产生、储存、处置、利用和排放点监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监测；污染源排污申报情况抽查监测；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监测等。
　　(三)应急监测。因自然灾害或突发性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危害时，对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污染范围以及生态破坏程度、范围等进行的监测。
　　(四)委托监测。受单位、个体工商户或者个人的委托，对污染事故、污染纠纷、环保产品评定及室内环境要素等进行的监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监测工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和年度计划，将环境保护农业、国土资源、水利、林业、卫生、畜牧、农垦、森工等部门所属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费用纳入同级地方财政预算，鼓励、支持环境监测科学研究和能力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监测数据作为评价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状况和环境政策、法规、标准执行情况以及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的基本依据。
　　第五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监测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其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以下简称环境监测机构)负责环境质量监测及污染源监测工作。
　　各级农业、国土资源、水利、林业、卫生、畜牧、农垦、森工等部门依法对环境监测实施监督管理，其所属监测机构(以下简称监测机构)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环境监测工作。
　　第六条　工业企业应当保证本单位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定期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监测结果，其所属监测机构(以下简称企业监测机构)应当对本单位的排污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定期监测。
　　第七条　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机构和企业监测机构，应当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认证范围内开展工作，并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
　　第八条　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机构和企业监测机构应当执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保证环境监测数据、资料的及时、准确。
　　环境保护管理中因环境监测数据发生争议，由上一级环境监测机构进行技术裁定。省环境监测机构的裁定为终结裁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监测结果和出具虚假监测数据、资料。
　　第九条　省、市环境监测机构应当组建和管理环境监测网络。环境监测网络由同级监测机构、下一级环境监测机构和有关企业监测机构参加。环境监测网络成员单位应当联合协作开展各项环境监测活动，向社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面报告环境质量状况，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料。
　　省、市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制定网络章程和管理规定，定期对网络成员单位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和环境监测报告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考核。环境监测网络成员单位应当按照网络章程和管理制度开展工作，及时、准确、完整地向环境监测网络负责单位提交各类环境监测报告。
　　第十条　环境监测网络成员单位可以受环境监测机构的委托，承担本部门、本单位以外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和服务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负责。环境监测网络成员单位可以无偿调用其他网络单位的有关监测数据和资料，调用的监测数据和资料不得用于对外有偿服务。
　　凡涉及国家机密的环境监测资料，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环境状况公报。
　　第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二十万人口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发布饮用水源地水质公报。
　　县级以上城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布城市空气质量周报，逐步开展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或者预报。
　　省、市(行署)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畜牧等部门在每年上半年，向社会公布上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各有关部门应当将上年生态环境状况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发布。
　　第十三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科学规划，合理设定、建设符合技术规范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并采取措施保证监测点位的正常运行。监测点位周围单位和居民有义务为监测点位的设定、建设和运行提供必要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保护监测点位的设备、标志，不得擅自移动、变更监测点位。由于城市建设或重大工程，确需变动点位的，必须报原批准设立的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拆迁、新建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登记时应当提供污染物排放浓度、总量和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效果的监测数据。
　　不具备监测能力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委托所在地环境监测机构或者环境监测网络成员单位进行监测。
　　环境监测机构按审批权限可以受排放污染物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委托，对其防治污染设施竣工验收和限期治理项目的验收进行监测。
　　第十五条　环境监测机构对被监测单位的污染源进行监督性监测时，可以不通知被监测单位，但必须在监测后将监测结果抄送被监测单位。
　　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督性监测取样时，监测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取样后应当通知被监测单位，并由被监测单位签字、盖章；拒绝签字、盖章的，监测人员应当注明情况，所取样品有效。
　　第十六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将污染源监测设施与本单位污染治理设施同时运行，同等维护和保养，并建立污染源监测设施日常运行情况记录和设备台帐，核定排污总量。
　　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对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污染源监测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测。被检查单位应当按要求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　排放污染物单位的排污口应当便于监测，并达到国家规范化建设标准要求。
　　列入国家、省和市重点控制的排放污染物单位，应当安装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网的自动连续监控设备，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第十八条　环境监测机构受本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可以对新出厂的机动车进行监督性抽测；在机动车停放地可以对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状况进行监督性抽测。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系统。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的组织、协调。各级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机构和企业监测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应急监测和污染事故跟踪监测。
　　在环境受到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及时将污染事故监测结果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并提出应急建议。
　　第二十条　因环境污染纠纷需要环境监测时，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或监测机构对污染状况进行监测，环境监测数据和资料可以作为认定环境污染纠纷责任的技术依据。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监测数据无效：
　　(一)不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环境标准、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或者技术规定的；
　　(二)未经计量认证或者环境监测资质认证出具环境监测数据的；
　　(三)擅自改变监测点位进行监测的。
　　第二十二条　环境监测机构和省级环境监测网络成员单位，可以受有关单位的委托，按照法定权限对进出口商品和产品、综合利用产品、环境保护产品和其他产品中有关环境指标及环境标志审定所需环境指标进行检测。
　　第二十三条　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环境质量例行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时，不得收取监测费用。委托监测和其他技术服务性监测，按省有关规定收取监测费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所属环境监测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拒绝环境监测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监测或在检查、监测时弄虚作假、不提供有关资料以及监测必要条件的；
　　(二)未建立污染源监测设施运行情况记录和设备台帐或者不能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定期报送污染源监测报告以及报送虚假监测数据的；
　　(三)擅自拆除或毁坏环境监测设施或环境监测点位标志物的。
　　第二十五条　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经抽测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环境监测机构责令限期达到排放标准，逾期不达标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由县级以上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吊扣行车执照一个月。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环境监测人员进行环境监测时，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
　　(二)授意或者故意出具虚假环境监测数据的。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辐射环境监测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二○○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第43号令《黑龙江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