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248号


《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吕祖善

二○○八年七月八日　　

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保护农村公路路产路权，保障农村公路完好畅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按照国家、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验收合格的县道、乡道和村道。
　　县道,是指连接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与所辖行政区域内主要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主要旅游景点、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和省道的县际间、连接国道和省道的重要公路。
　　乡道,是指不属于县道以上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通往所辖行政区域内乡（镇）的公路，乡（镇）际间、乡（镇）与外部连接的公路以及具有重要联网功能的乡（镇）通往行政村的公路。
　　村道,是指不属于乡道以上的乡（镇）通往行政村、行政村之间以及行政村与外部连接的公路。
　　县道、乡道、村道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命名和编号。
　　第二章养护与管理体制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稳定的养护资金筹措、拨付机制，保障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和正常使用。
　　第五条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实行以县级为主、乡（镇）村配合的体制。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行政区域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有关规定，并督促所属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贯彻执行；
　　（二）负责筹措和落实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并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三）规定所属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在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并实行年度工作考核；
　　（四）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应急预案及时处置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保障农村公路畅通。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做好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具体由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劳动保障、人事、公安、国土资源、农业、林业、建设、水利、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县道养护管理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直接负责；乡道、村道养护管理职责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
　　第八条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养护资金的筹集与使用
　　第九条省人民政府根据农村公路养护需要，设立省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省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由一定比例的汽车养路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和其他省级财政安排的资金构成，其中从汽车养路费中安排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汽车养路费总额的15%。
　　省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为农村公路养护的补助资金，用于农村公路的养护工程和日常养护，并应当侧重用于农村公路比重较大的经济欠发达的海岛、山区县（市、区）。
　　省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的提取和使用管理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县级人民政府筹集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由拖拉机与摩托车养路费、县级财政专项资金和其他资金组成，实行预决算管理。拖拉机与摩托车养路费应当全部纳入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县级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应当用于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并优先保证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
　　第十一条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补充用于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与管理，但不得摊派和强行收取。
　　第十二条村道养护如需村出资、投劳的，应当采用“一事一议”的方法依法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决定。
　　第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度，监督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使用。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平调和挪用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审计、财政和上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确保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专款专用。
　　第四章养护管理
　　第十四条农村公路应当保持路基稳定、路面平整、路肩整洁、排水畅通、构造物和沿线各类设施完好。对桥梁、隧道、急弯、陡坡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应当按照国家标准逐步设置标志标线和安全防护设施。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或者严重损坏时，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抢修，尽快恢复通行。
　　第十五条农村公路养护分为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和日常养护应当按照国家、省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鼓励有相应资质的公路养护企业积极参与农村公路养护作业的投标。
　　山区、海岛等确因自然条件的原因，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无法采用招投标方式选择养护作业单位的，可以采用委托养护企业、个人分段承包等方式进行。
　　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和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乡道、村道养护管理机构应当与养护作业单位或者个人签订养护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乡道、村道养护管理机构与养护作业单位、个人签订的养护合同，应当报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应当建立“标准明确、企业自检、社会监理、政府监督”的质量监督体系，确保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质量。
　　第十八条县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村公路养护特点，建立养护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督促养护作业单位和养护人员严格执行养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九条农村公路养护作业时，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规定：
　　（一）在作业区间或者施工路段两端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与警示标志，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二）公路养护作业人员应当穿着安全标志服；
　　（三）养护作业车辆、机械设备应当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
　　（四）在夜间或者恶劣天气下作业的，现场应当设置醒目警示信号；
　　（五）养护作业完毕后，应当及时清除遗留物；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养护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农村公路养护作业期间，应当保障车辆通行的基本条件和安全，不得因养护作业而随意封道，中断交通。确因养护作业需要封道，中断交通12小时以上的，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提前5日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一条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公路养护所需的取砂、取石、取土、取水等事项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二十二条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沿线生态环境和植被的保护，减少水土流失，及时收集、清理养护废弃物。
　　第二十三条县道和乡道的绿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有关规定执行；村道绿化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有关规定，因地制宜，自主实施。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绿化树木；确需更新砍伐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农村公路养护资料档案库；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有关资料档案的统计上报工作。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发生在农村公路上违反路政管理规定的行为，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职责的；
　　（二）因监督管理不力，造成农村公路较大损坏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
　　（三）养护作业单位的选择未依法进行招投标的；
　　（四）截留、挤占、平调、挪用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
　　（五）强令村出资、投劳，增加农民负担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任何单位、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农村公路、公路用地以及公路附属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是指农村公路的大修和中修工程。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是指农村公路的小修、保洁、绿化管护、附属设施维护等。
　　第二十九条农村公路中的收费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按照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行政村所辖区域内的农村公路，可以逐步纳入村道进行养护与管理，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建在农村的不属于农村公路的单位专用道（含公共工程专用道）的养护与管理，由其管理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农村公路的确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全面改革和完善家事案件审判体制之构想
——以婚姻案件审判现状为背景

王礼仁


【摘要】我国目前的婚姻案件审判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集中表现在“三无”与“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三无”即无相应的审判程序、无独立的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多头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门都主管婚姻无效、撤销等婚姻纠纷。“分散审判”， 就是法院内部的婚姻案件实行“民行分立”的审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与婚姻行政案件分别由两个不同审判庭审理。这种现状，完全不适应婚姻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婚姻审判的质量，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正面影响力和调控力。因而，必须对婚姻审判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和完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婚姻审判自身特点、满足婚姻审判实际需要的新体制。改革现行婚姻审判体制，必须制度、机构、人员“三管齐上”，实行家事审判有专门程序、专门机构、专业人员 ，即建立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将“双头”主管改由法院一家主管；将法院内部的“民行分立”撤并归一）；配备专业的家事法官。家事诉讼的特殊性，需要建立与之对称性诉讼程序；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弊端多，统一归口审判具有科学性；家事审判专业性强，配备专业法官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婚姻；人事；家事；家事程序；家事审判庭；家事法官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我国目前的婚姻案件（亦称婚姻家庭案件、家事案件、人事案件）审判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集中表现就是“三无”与“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 “三无” 即无相应的审判程序、无独立的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 。“多头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门都主管婚姻无效、撤销等婚姻纠纷。“分散审判”， 就是法院内部的婚姻案件实行“民行分立”的审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与婚姻行政案件分别由两个不同审判庭审理。这种现象，完全不适应婚姻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婚姻审判的质量，并使诸多婚姻案件不能纳入法制轨道进行调整，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正面影响力和调控力，导致婚姻案件对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加。在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新时代，必须对婚姻审判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婚姻审判自身规律和特点、满足婚姻审判实际需要的新体制。

　　一、完善诉讼程序——制定家事诉讼制度

　　根据程序相称性原理，诉讼程序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诉讼标的相匹配，或者与所解决的纠纷规模相适应。家事案件有其独立的特性或品质，通常诉讼程序对其不能完全适用。婚姻等家事案件的基本属性属于身份关系诉讼，具有高度人身性、社会性、公益性的特点。而通常诉讼程序，主要是关于财产诉讼的程序，用以解决当事人因利益分配所引起的争议纠纷。这对于家事案件，并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因而，对于家事案件，应当建立与之相称的家事诉讼程序（亦称人事诉讼程序）。

　　（一）我国没有建立家事诉讼的成因分析

　　我国一直没有设立家事诉讼程序，分析其原因，莫非如下几个方面。

　　1、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先于民事诉讼制度。我国80年代才颁布第一部试行性质的民事诉讼法，90年代才颁布第一部正式的民事诉讼法。而早在1950年我国即制定了婚姻法。由于婚姻家庭制度先于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婚姻案件的审理程序，代表和影响了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婚姻诉讼程序成为当时民事诉讼的主流，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设立家事诉讼制度。在人们的观念中，家事诉讼就是通常诉讼，不是特别诉讼。因此，这就不可能再设立专门的家事诉讼制度。

　　2、长期实行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客观原因来看，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知识）上，主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能力来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条件，尚不具备。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宜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1]。从主观原因来看，我国受前苏联的影响以及国内日益盛行的极左思想的束缚，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司法程序上完全按照行政模式建立和运作，在民事诉讼程序上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官居于诉讼主导地位为基本特征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理论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包揽诉讼，民事诉讼实际上采取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2]家事诉讼与通常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通常诉讼的辩论主义原则在家事诉讼中限制适用，家事诉讼中更多的要体现职权主义诉讼原则。而由于当时主要采取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没有实行辩论主义诉讼模式，通常诉讼和人事诉讼没有什么特殊区别，家事诉讼中的职权主义色彩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家事诉讼实际上就是辩论主义的某些例外，而没有辩论主义原则就不可能有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单独设立家事诉讼程序。

　　3、调解制度适应了家事诉讼的需要。我国法院一直强调和重视诉讼调解，这也正好适应或满足了处理婚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

　　（二）目前建立家事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立法制度和司法模式的转变，使家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成为必要和可能。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立法的角度看，建立家事诉讼制度迫在眉睫

　　一是我国有关家事诉讼的范围越来越来广。我国除婚姻法外，先后颁布了继承法、收养法等有关涉及身份关系诉讼的法律，特别是2001年通过的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这不仅使身份关系诉讼的范围增加，而且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案件的诉讼特点来看，职权干涉原则的色彩更加浓厚。从家事诉讼范围及其自身诉讼的特点来看，应当从通常诉讼中分离出来，另行规定。

　　二是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不适应家事诉讼的需要。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虽然有一些关于身份关系诉讼的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规定既零星分散，又不够全面和系统，不仅不便于司法实践操作和运用，也不能满足家事诉讼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内容完善，能适应家事诉讼需要的诉讼制度。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通常诉讼与人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诉讼规则。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设立家事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就家事诉讼或人事诉讼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规定》）确立了对通常诉讼案件，实行以辩论主义为主的诉讼原则，并明确规定有关身份关系诉讼不适用于通常诉讼的有关规则。如《规定》首次在第8条和其他有关条文中规定了通常诉讼中的自认等辩论主义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案件。可以说，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史上一次划时代或革命性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已经结束了长期以来超职权主义的单一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正在逐渐形成，通常诉讼与身份诉讼开始分野，通常诉讼程序所遵循的辩论主义程序法理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家事诉讼。

　　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必然涉及到整个家事诉讼制度的变化。由于《规定》是关于民事证据的规则，不是身份关系诉讼的特别规定。因而，对有关身份关系诉讼不可能作出全面规定，更不可能就证据以外的有关身份诉讼的规则作出规定。这就迫切需要另行建立一部比较完善的家事诉讼制度，以弥补《规定》的不足。否则，就会出现在证据认定上区分通常诉讼与身份诉讼，而在其他诉讼环节上，则又不区别通常诉讼与身份诉讼，导致诉讼程序上的混乱和矛盾。可见，建立一部比较完善的家事诉讼制度，全面厘清身份诉讼与通常诉讼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

　　2、从司法实践来看，建立家事诉讼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从司法实践来看，涉及的家事纠纷也越来越多，仅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民事案由中的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由类型，就有20多个，而且还不全面，比如亲子关系诉讼（亲子认领、亲子否认等）案件、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离婚无效、重婚或与婚外异性同居中合法配偶提出的解除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关系案件等，都没有在民事案由中列举。实际上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可独立确定案由已经达到30多种。同时，随着婚姻家庭案件类型越来越多，传统的诉讼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往的离婚诉讼不存在反诉问题，而随着无效婚姻制度的出现，在离婚诉讼中就可能发生反诉问题。如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反诉婚姻无效或不成立。随着社会的变化，非法同居、婚外异性同居现象不断增多，导致亲子关系诉讼案件增多，甚至在子女抚养案件中，也经常发生亲子认定问题。这些案件都直接涉及到身份关系的诉讼问题。而目前在民事审判诉讼活动中，由于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正在更多地采用辩论主义原则。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身份关系诉讼案件正在逐步增多，这类案件需要进一步强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整个审判方式又在向辩论主义诉讼模式变革，两者正好相反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家事诉讼制度，必然导致法官在审理身份关系诉讼案件时，适用以辩论主义原则为主要特征的通常诉讼程序，身份关系诉讼的特点被抹杀。因而，建立家事诉讼制度，从制度上为家事审判提供保障，已经势在必行。

　　3、从家事案件的特点看，需要相对称的程序保障

　　家事案件在管辖、当事人、起诉（包括诉的变更、合并、反诉等）、言辞辩论（不适用或限制适用辩论主义，采取职权主义）、诉讼中止和终结及承受、判决的效力、调解程序等方面，都有别于通常诉讼，需要作出一些例外的特别规定。如《规定》规定了“自认”不适用于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这是通常诉讼中适用辩论原则的例外。那么，家事诉讼与通常诉讼到底还有哪些例外？对于“认诺”（即对诉讼请求的承认）和诉讼事实不争，是否适用家事诉讼？对此没有规定。从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有关人事诉讼制度的规定来看，通常诉讼程序中关于认诺效力的规定，在婚姻等身份诉讼中限制适用。又如在通常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的事实自认或不争执，对方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可以免除举证责任。而在家事诉讼中对此则限制适用。同时，在家事诉讼中，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也可以依职权考虑双方未提出的事实。这种做法，属于辩论原则的例外。此外，家事案件的合并与反诉等，都有特殊的规则（如别诉禁止）。上述内容，我国目前都未规定。这不仅在立法上不完善，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