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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奇诉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股份期权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被上诉人)：朱奇
被告(上诉人)：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96年9月11日，原告朱奇受聘为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员工。1997年，被告向员工发放《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该计划规定：被告每月从参加该计划的员工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进行储蓄；分为3年、5年期，由员工自己选择；储蓄金额折合成英镑，购买渣打银行发行的股票价格八折的股份。该行向员工出具《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储蓄到期时，员工可凭此证书行使限额预托买卖权，从被告处获得按当时渣打银行股票价格计算的股份价值增值付款。在储蓄期限未到期时，若发生伤残以及因冗员等情况而致员工离开被告，员工应于六个月内收回其存款及利息，并按当时已购得的股份行使预托买卖权。
1998年10月，原告参加了该计划，选择了3年储蓄期。被告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取人民币3400元予以储蓄；被告上级银行向原告出具《标准渣打国际股份储蓄计划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一份，载明：授予原告限额预托买卖权的日期是1998年10月9日，每股价格为334便士，每月存款250英镑，到期日为2001年11月1日，可以获得2919个股份单位。原告按月进行储蓄，至2000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以其表现不佳以及合同到期为由，向原告发出退工通知单；同时终止为原告进行储蓄，并将已存款项人民币91800元及利息退还原告。原告遂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被告的承诺，向被告致函要求按冗员情况处理，即按已储蓄的金额购得的股份数2021股获得相应的权益。被告则以合同到期终止、原告无权享有该计划为由予以拒绝。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朱奇诉称：原告依约购买了被告的股份权益，虽然约定的储蓄期限尚未到期，但其原因是被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所致，其责任不在原告。现被告借故不予给付股份权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原告参加储蓄27个月所购2021股单位，以及2001年2月1日渣打银行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股票收盘价10.6英镑和当日英镑对人民币的牌价100∶1182.34计算，原告应得股份权益为人民币173478元。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拥有的股份权益人民币173478元。
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在程序和主体上均存在问题。第一，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系渣打银行总行对其全球各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职员，依据劳动合同关系所给予的、打折购买和保本增值的福利补贴。因此，本案的争议是劳动福利争议，依法应首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二，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签约主体和纠纷主体是原告朱奇与渣打银行，而非与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并且该计划所涉的标的物是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因此，本案的诉讼主体并非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而是渣打银行总行。第三，本案中原告朱奇因工作表现不佳，被告才于双方合同到期时拒绝与原告续签合同。因此，原告的情形不属于“冗员”情况，亦不属于《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规定的储蓄未到期仍可享有股份收益权的任一情形，故原告的诉请没有合法依据。第四，原告购入的股份期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买卖权，这种期权并非是一种所有权，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只能基于劳动关系，且只有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而原告在权利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因此，原告由于没有到期行使买卖权，而无权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
一审判决后，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可由被上诉人行使股份期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股份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被上诉人将期权错误视为股票所有权而直接主张权能，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权益，这种期权权益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尽管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机制，但是它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同时它并不给员工实际持有股票，而是参照企业股票上市价格，通过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确定给员工的到期股份权益。只有基于这种权益的含义及其特点，才能够分析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主体、程序等问题，并且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因为这种期权权益必须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此其权利和义务主体只能发生在劳动关系与储蓄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本案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的当事人显然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尽管《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是由被告的上级银行推出，《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也是由其出具；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实施和《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的兑现，却只能由被告进行；即劳动关系的存废由被告来决定，储蓄金由被告在原告工资中扣划，甚至最终期权权益的实现也只能由被告来操作，因为员工到期并不能实际持有被告上级银行的股票；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上级银行间并无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因此，被告所称本案的诉讼主体一方应是其上级银行不能成立。其次，由于这种期权权益同时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劳动权益。同时，这种期权权益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而且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因此它不是法定的劳动福利，也不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本案不属劳动争议，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民商事纠纷。被告要求进行“先裁后审”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作为被告的员工，原告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进行储蓄，并且持有被告上级银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由此，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形成；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承诺给付原告期权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虽然，条款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显然应比照上述伤残或冗员等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尽管被告在退工时曾提到原告“表现不佳”，但由于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能采纳。至于被告所称，原告主张的股份期权是一种预托买卖权，因为没有到期行使故而不存在任何权益等等，显然与上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的条款规定相悖，不足为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主体和程序合法；所主张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来源于原告的劳动、储蓄以及被告的承诺授权，而且该承诺授权合法有效，应该得到公平、诚实的履行。因此，被告应根据原告已储蓄股份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期，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即原告诉请标的。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应给付原告朱奇股份权益款项人民币173478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979元，由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上诉人认为期权不等于收益权，被上诉人不能直接收益款之说，因《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已明确了股份权益款的计算方法，也明确了被上诉人应从上诉人处获得股份期权的数额，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在其自身并无过错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上诉人按约定给付股份权益款。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主要公司法律问题是职工股份期权问题。所谓股份期权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指交易双方有权按约定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交易一定数量的某种股份。职工股份期权计划，就是公司与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签订股份期权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到来后，在符合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方式向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发行股份。其发行价格通常较低，其发行价款通常是由公司支付，以作为对管理人员或职工的特殊激励。在约定的期限到来之前，管理人员或职工享有的是一种股份的期权。职工股份期权的意义在于通过企业给予员工到期持股的机制把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并最终达到企业与员工实现双赢的目的。股份期权的运作过程包括授权(又称设权)、行权再到变现三个阶段，一般来说，未到行权期(或授权等待期未满)就不可能有期权的变现。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行权期未到，当事人却要求兑现自己的期权权益。由于我国目前的民商法中尚无专门用于调整股份期权的法律规定，所以两级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采用了灵活的思维方法(类推)和适用的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应该说是恰当合理的。
本案原告诉请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之处在于，这种期权建立在劳动和储蓄双重关系之上，并且是一种虚拟的股份期权(有人称之为类期权)。这种期权的特点在于，尽管它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的分配机制，但是在授权时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并以设定的价格预先购买期权单位；到期行权时，它并不给予员工实际持有股票，即员工不需要真正用保证金购买股票，而只是参照行权期内企业股票的上市价格，通过直接给付员工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兑现股份期权权益；如果没有差价，最终也就没有期权权益，员工只能收回储蓄的保证金和利息。由于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下，居民还不允许持有境外企业的股票，所以本案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这种虚拟的期权计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尽管它是虚拟的期权形式，但毕竟还是一种股份期权，即股票买卖选择权；尽管这种买卖权不是被告所说的那种所有权，但是根据期权的属性，它也是一种可以用于变现或交易的权益，即行权期届满时获得变现利益，或者在行权期之前进行转让(当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在行权期之前员工因故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如工伤、亡故或退休等原因)的，权利应该得到变更(即调整期权数额并提前行权)，一般不应丧失。同时，授权人不得随意撤回自己的授权承诺；如果在行权期之前授权人(即企业方)阻却权利人行使权利，根据合同法原则，即构成违约，权利人有权向授权人要求提前行权并变现权益。因此，本案被告所称的只有储蓄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以及所谓原告在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所以原告因期权未到期而无法行使买卖权并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等等，均不能成立。
原告诉请的股份期权权益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以及行权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持有被告总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即设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被告亦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从原告的工资中扣划相应的金额进行储蓄。可见，原告的期权权益有其合法来源；尽管原、被告之间并未直接订立书面的期权合约，但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即被告已经借用其总行的名义为原告设立期权，原告也已通过持续的劳动和储蓄履行其义务。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行权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设权证书中的内容给付原告股份期权及其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对此并未作出规定；被告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原告可行使股份期权，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被告的这一观点表面看来不无道理。然而，法庭注意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如前所述，这些规定符合股份期权权利变更的性质。虽然“储蓄计划”中并未具体涉及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理应采用类推适用方法，比照上述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如果不按上述情况处理，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就是说，尽管原、被告之间设定的行权条件并未成就，即原告的储蓄期未满三年，但这是被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自然到期后未再与原告续签这一单方行为所致，对此，原告并无过错；如果将此原告并无过错的行为结果归由原告承担，显然不公平。虽然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原告续签本是被告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这一权利的行使势必会损害原告在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既然无法阻止被告行使其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就只能对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内容(即行权条件)进行合理的调整，以符合公平原则。否则，如果被告先以终止劳动合同为由阻却原告达到行权条件，之后又以“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这种情况为由，拒绝原告提前行使股份期权，则不仅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甚至有欺诈之嫌。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参照“储蓄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并依据公平、诚信原则向原告支付其应得的股份权益，即根据原告已储蓄保证金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价格，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款。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

胡波

　　
　　引言：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被刑法理论界关注和热议，也是实务界重要且重视的方面。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广泛和深入，有许多观点已然在法律人中达成共识，诸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对策等。但凡有关“道德、法律、教育”的原因分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责任厘清和“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等陈言旧辞……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虽然本人以《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为题已无发挥的太大可能，但凿借先前学人的智慧之光，经过认真思索，在此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以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为对策。

　　青少年犯罪问题事关众多家庭的幸福和国运的兴衰，面对青少年犯罪数量剧增和罪质日趋严重的现实，如何减少青少年犯罪？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每一个法律学人应当以解决此问题为己任。虽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较广泛和深入，但这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仍需继续“建设”。就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本人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分析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这一工程贡献一份力量。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已系学界共识，即生理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等①。但本人认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非青少年犯罪②，并且“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一说，将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混为一论，不利于辨明因果关系，进而影响遏制青少年犯罪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因此，有必要对此细作区别和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自身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外部诱因方能诱发犯罪，这些共性条件才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对这些条件进行条分缕析，从微观方面寻找原因即为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
　　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包括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即行为人认知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本人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以“刑事行为能力”为基础③，通说揭示的仅是“刑事行为”构成的主观心理条件，并未揭示“刑事行为”构成的客观物质条件。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犯罪的两个“内部条件”：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这两个条件既是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也是判定自然人是否具备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本依据。现就这两个条件展开论述。
　　1．犯罪的生理条件是自然人具备犯罪行为能力的物质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暴力型犯罪所必须的力量条件，即产生力量的以下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量积累的身高和体重、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四肢。其中，进行性犯罪还必须具备已具有性交需求和性交能力的生殖器官（以初次遗精为标准）；二是进行智力型犯罪所必须的智力条件，即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大脑。犯罪的生理条件具有一定相对性，如：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周岁的儿童实施抢劫时一般具有生理条件（十岁男孩的体格较十四岁男孩强壮除外）；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同龄男孩实施抢劫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难以判明；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七周的男孩实施抢劫时则一般不具有生理条件（十四岁男孩的体格较十七岁男孩强壮除外）；男孩抢劫女孩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则更为复杂。
　　2．犯罪的心理条件是指行为人具备相当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既是对行为侵害结果的认知，也是对法律后果的概括认知；控制能力是决定自己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不知道同伴会被淹死，更不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其不具备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同伴会被淹死，也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则具备了一定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会被公安叔叔枪毙”，则具备完全的犯罪心理条件。
　　前述案例引起本人对犯罪动因（动机）的思考。对前述案例再做一假设：该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仅为嬉戏，更说明了其不具备犯罪的心理条件；如果是为了报复曾经的一拳之仇，则说明了其积极追求行为后果，罪质较重。犯罪动因是犯罪所欲获得的心理需求，每个犯罪行为皆有动因（精神病人为无动因行为时不认为是犯罪），所有动因旨在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或拥有财富，或发泄仇恨和愤怒，或获取身心愉悦，不一而足。当内心的阻却和刑法的威慑都不能消除这一需求，且无其他途径获得满足，或虽有其他途径而不愿选择时，强烈的心理需求必然支配人作出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具有心理需求，有的选择合法方式来满足，有的选择违法行为来满足，也有的选择犯罪来满足。
　　（三）、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意义
　　1．对青少年犯罪生理条件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探索科学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详情见本文“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2．对青少年犯罪心理条件和犯罪心理需求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
　　（1）犯罪的心理条件仅揭示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如果行为人不具备犯罪的生理条件，不能作为犯罪构成和刑事处罚的依据。
　　（2）减少或抑制青少年产生不健康的心理需求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可行方法之一。
　　（3）减少犯罪（和违法）的根本途径是：国家、社会提供较多的机会和选择来满足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以合法方式获得心理满足，如相对公平的生存、发展条件，相对公平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料分配体制和渠道通畅、公正高效的公力救济等。这一观点与“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有效的刑事政策”不谋而合④。
　　综上所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同时具备方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刑事行为能力。青少年犯罪的外部条件（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只有通过干扰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条件形成，并由国家、社会和家庭适时疏导青少年的犯罪心理需求才能遏制青少年犯罪。
　　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标准，即如何判定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系国家决定对公民进行生杀予夺的首要标准，其科学与否关乎立法质量之高低，同时也决定刑罚对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威慑力之强弱。
　　（一）、我国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历史沿革
　　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即以“犯罪时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和以“犯罪时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秦朝法律采用“身高标准”，秦朝男低于六尺五寸、女低于六尺二寸的人犯罪，不负刑责或宽以刑责。汉律至今则采用“年龄标准”：汉律规定80岁以上和7岁以下的人犯罪免除刑罚（死刑除外），70至80岁和7岁至10岁的人犯罪减轻处罚⑤，该制度源于“恤刑”，更多地考虑以此贯彻和体现“尊老怜幼原则”，并非出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考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采用“年龄标准”，在此不作赘述。
　　“身高标准”和“年龄标准”一定程度反映了行为人是否具备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二者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人的身高或年龄达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反之则未具备或未完全具备。自然人的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的产生、自然人身体发育和意志形成与自然人的年龄普遍呈正相关，而身高除了与身体发育、犯罪能力形成呈较为普遍的正相关外，与犯罪意识和犯罪意志的关联不大。这样来看，“刑事责任年龄标准”较“身高标准”显然科学许多。
　　（二）、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之争
　　针对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智能化、成人化及数量增多的现状，有法律学人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
1．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对问题的分析和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成人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受到的刑罚与其所实施的行为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针对现代青少年早熟的普遍现象，法律应考虑适当提前刑事责任年龄⑥。
2．立法机关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30年前的立法所作的规定是符合国内实情的，也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良好原则。然而时过境迁，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⑦，刑法应当与时具进。
　　也有学人不赞成前述观点。刑事责任年龄不能提前的理由，具有代表性的是：
　　1．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与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改造、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方针相背离⑧；
　　2．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现行规定是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作出的（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另外,该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具有普遍性）⑨。
　　3．14岁以下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缺乏对事物的客观判断与全面分析能力，自我控制力差，还需要父母的监护。14岁以下对法律也缺乏应有的概念与认识，对具体法律规定知之不多⑩。
　　4．刑事责任年龄设置过低，虽然有利于个案的解决，却难免有“重刑”之嫌，治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影响，现在的孩子可能比以前 “早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实施的制裁也应当随之“提前”或者“升格”⑪。
　　（三）、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新标准之我见
　　1．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评价
　　本人既不支持现行刑法以“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唯一衡量犯罪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一刀切老做法，也不支持“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的新提法，因为二者的理论基础相同，都没有兼顾青少年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形成。从古至今，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刀切”现像。本人认为，“一刀切”虽然符合立法的“可操作性”要求，也是立法的普遍做法⑫
，但其本质是方便立法和方便司法。作为关乎生杀予夺大事的刑法，在可以分门别类适用主客观条件时，应当减少共性规定，增加更多的个性规定，也有必要规定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本人以前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为理论基础，就此略作论述。
　　目前无资料显示：人的生理和心里发育速度是否呈现同步的普遍规律。所以，无论是以“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刀切做法，还是以“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过时做法，都未兼顾犯罪主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各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都是采用“生活年龄”，而“生活年龄”不能客观反映人的生理发育程度和实际发育水平⑬，所以导致：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一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一定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如发育迟缓的人；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比如，英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苏格兰地区为8岁），而《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过去3年内，英国10岁以下儿童犯罪案件超过6000起，其中包括2845宗刑事损害案件、1238起人身侵犯案件、1049起盗窃案、126起抢劫案、39起性侵犯案、6起强奸案等；24个孩子被控持有刀具或其他武器，其中年龄最小的才7岁⑭。人的发育具有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举一列:农村男生在过去10年间身高平均增长3.1cm，女生身高平均增长2.9cm，城市男生则平均增长3.8cm，女生平均增长3.3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身高各年龄段均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6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各年龄段体重普遍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92Kg）; 19-22岁乡村学生胸围平均低于城市1.04cm……以上信息表明乡村学生发育水平落后，发育时间晚于城市学生⑮。因此，以“刑事责任（生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未兼顾自然人发育的个性和普遍性。虽然将“精神病人”作为例外的立法例，将“聋、哑、盲人”作为从轻处罚的立法列，但仍然不足以兼顾自然人发育的地区差异和越来越多的个性个体与群体的差异。
　　那么，以什么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能力较为科学呢？
　　2．现实生活中的启示
　　回答前述问题，可从以下现实生活获得启示。
　　在中国足坛“盛行”以大打小的现象，已经向其他体育领域渗透。中国乒乓球协会披露，在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骨龄检测不合格的小球员达到34.7%。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是今年中国乒协恢复在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实施骨龄检测办法后的首次比赛，据统计，北方赛区有129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58人不合格，其中9人被取消参赛资格；南方赛区有130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32人不合格，19人被取消资格。在回答为何以骨龄检测球员的真实年龄时，湖北省体科所所长范家成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骨龄是指人体骨骼发育状态，用于测定生物年龄只是骨龄应用的一个方面。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是指生活年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生物年龄与生活年龄大致相等。由于生物年龄（骨龄）受发育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骨龄与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早熟（发育提前）、正常发育和晚熟（发育延缓）三种类型。通过对骨龄的检测，从中发现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态。……比如说：某男童年龄11岁但是其骨龄12岁，这说明该男童虽然只有11岁，但是其发育速度较快，其身体的生理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了12岁男童的水平。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年龄11岁，骨龄10岁，这个孩子发育得比较慢。”○16
　　（四）、以骨龄（生物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行为能力生理条件的标准
　　1．骨龄的概念。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借助于骨骼在X光摄像中的特定图像来确定。在了解人的骨龄情况时，通常要拍摄人左手手腕部的X光片，医生通过X光片观察左手掌指骨、腕骨及桡尺骨下端的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17。
　　2．骨龄的作用。骨龄反映人体生物学年龄，能比较准确估计人体的成熟度，当生活年龄相同的儿童学习能力不同时，经过骨龄鉴定可得知原因：学习能力较弱的儿童，其骨龄低于其生活年龄。骨龄还可以预测儿童成年后的身高、对疾病的诊断和监护等○18；本人在百度收索“骨龄与犯罪”一词，用时0.087秒，收索到通过骨龄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例达二百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