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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时民事合同效力认定

冯明超


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时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是目前民商案件审理中的难点，也是讨论的热点，着实让人头痛。比如四川省有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历经八年诉讼，抗诉申诉五次审理，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是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二是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能否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三是工程款与追赃、损失赔偿如何处理。笔者仅就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如何认定？谈谈自已的看法。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案件应以民商法律判断和认定为准，否则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有的学者认为，对于表面上是一个正常商业往来的民事行为，但实质是犯罪嫌疑人的诈骗犯罪行为，是其犯罪构成中的一部分，故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法律是最强烈性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其合同在民事审理当然应认定无效。
笔者认为，该类合同效力不能简单地根据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判断和认定，应分为两大类分别处理。
第一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例如，当事人仅仅是在签约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只要贿赂行为不足以构成恶意串通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行为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委托人或国家利益的合同，仍应认定为无效，委托人和第三人的的损失应按《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06条处理。例如单位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着他用，应由单位承担合同责任。
第二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重合。行为人无权代理，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而合同的内容并非委托人之意思。针对这种情况，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外，应一律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本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对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给予追认的，人民法院也必须依职权认定犯罪行为人同第三人所签合同无效，本人愿意替犯罪行为人赔偿损失的，应当允许。

一、关于表见代理与犯罪的问题
第一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学界和实务界没有争议。第二类合同可能会涉及到表见代理，表见代理与犯罪能否同时成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类合同作进一步分柝。

（1）、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表见代理的三个构成要件: 一是无权代理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代理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一般而言，代理之相对人应对代理人有无代理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代理资格或代理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代理权，不能成立表见代理，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代理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 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代理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存在是由于明显地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代理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2）、非法占有之目的。表见代理中代理人与本人之间事实上并无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其本质上属无权代理，但代理人是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而积极的活动，并不为自已谋利，收到的款物都交于本人；而诈骗犯罪是假借为被代理人谋利实际上为已。二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欺诈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诈骗犯罪和民法上的欺诈行为都要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使相对人在认识上发生错误，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代理人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是区分民法上的欺诈和诈骗罪之根本。三是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行为人不是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其法律效果亦不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效力意思，而是由公法（刑法）直接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表见代理与犯罪一般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具体个案中可能会出现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构成表见代理，另一方面又构成犯罪，这样的判例也不鲜见。如何认识？司法实践中又如何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关于第二类情形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
刑事审理对第一类民事合同并无影响，应当平行审理。第二类属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确立了“先刑后民” 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是“先刑后民” 还是 “先民后刑”，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
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作法是十分极端的，可能严重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岂不永远不能解决？在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止民事诉讼审理，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向侦查机关移送，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不做答复、或者几年后告知法院决定立案或不予立案，一味地强调中止民商事纠纷等待刑事案审判结果，实际上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无限期地搁置。这使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在一些民事纠纷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相，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应当先对民事部分作出判决。
因此，笔者认为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平行审理。

三、犯罪行为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
第一类只涉及合同履行的问题，第三人也无损失可言，处理较为容易。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对被代理人造成损失，如催收货款被挪用，只能由犯罪人对被代理人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串通损害被代理利益的，应由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对被代理负连带责任。
前面已谈到第二类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是一了百了，第三人损失原则上应当由犯罪行为人承担。“被代理人” 是否应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要区别对待。
(1) 、首先审查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制度设立的目的侧重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在个案中，如果犯罪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己构成表见代理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如甲是乙公司的供应处长，五年来一直是甲持乙公司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钢材，货款按期付清。后甲辞职，盖有乙公司公章的多余空白介绍信并未交回乙公司，甲仍持该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价值30万元的钢材，逃之夭夭。甲构成合同诈骗罪，为了保护善义第三人丙公司的利益，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可以向乙公司主张权利。
(2) 、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但“被代理人”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四条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亦认为采取冒用他人名义的手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冒用的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视其有无过错而定。因此，只有当 “被代理人”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被代理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有的法院不分清红皂白判决“本人”对犯罪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向善意相对人给付后，再按照侵权之债向无权代理人（犯罪行为人）追偿，这样的判决是非常错误的。
处理程序，首先应由公安机关依照刑法追赃，发还给受害人，经追赃后仍无法返还给被害人的部分，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证据采信的问题
在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中，经常出现在刑事案件尚未最终审结、甚至还处于侦查阶段，或者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有关的口供和其他证人证言提交给法院用以证明民事纠纷中的事实，由于嫌疑人有关的口供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获取的，如何看待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刑民证据能否相互采信？
从理论上讲，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与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一致。问题的根源在于刑事证据制度与民事证据制度差异，在刑民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二者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从而出现不一致的刑民判决。如：在证明对象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被告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而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一方自认的事实，一般作为免证事实，法院可以据此判决。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明显优势”。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除个别案件以外，完全由控诉方证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各自就一定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特殊侵权行为还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能代替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刑民案件应当各自适用相应的制度。
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向公安、检察机关作的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有人认为：既然的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公安、检察机关就是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的，该证据取得程序违法，缺乏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该证据不应采信。
笔者认为：“公安、检察机关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 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定性为经济纠纷，公安、检察机关再插手、干预才是违法的。尚未确定为经济纠纷，公安机关无疑可以侦查。侦查机关还没侦查又怎么知道是经济纠纷还是犯罪呢？公安机关在最初开始侦查时，对案件最终是否能够作为刑事案件起诉并不能准确预见，正因为嫌疑人如实交代，侦查机关才得以查清事实，将其销案，无罪释放，才由刑事犯罪转化为民事纠纷。因此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不具有合法性，证据不予采信的提法明显不妥。
作者认为嫌疑人相关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证据采信应当综合判断：（1）侦察机关取得的证据有无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2）供述的内容是否完整、符合逻辑，与其他证据是否能相互印证；（3）以上的供述内容仅限于刑事侦查立案前已有的事实。凡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作出的新的承诺、陈述，一律不得采信。如嫌疑人羁押之后作出的还款承诺、达成新的协议，导致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等等，类似这样的口供，不应采信。（4）、已经为刑事诉讼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法官应当直接认定有关事实，无需当事人另行举证；（5）、已经为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当事人不得直接援引刑事诉讼中的否定性结论，被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仍然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五、应当严格区分合同未生效和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是因合同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合同未生效，是指合同已经成立，但是合同生效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合同效力还没有发生。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在实践中，有的将合同未生效认定为合同无效，混淆了二者的区别。两者相同之处都是合同已经成立了。但不同之处为： 第一，合同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合同被宣布为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合同未生效是已经成立的合同尚未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第二，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合同未生效的原因是尚没有具备或者欠缺生效的条件。第三，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自始就没有合同效力，而合同未生效的法律后果是可以补足生效条件让其生效。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应以职权主动作出，不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限。合同被宣告无效后, 不产生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不能强制履行。如果合同是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导致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按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处理，不能将财财返还给对方当事人，应当追缴收归国家或者返还给集体、第三人，并予以制裁。

（作者声明: 转载应当署名）
作者: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系: 028—88057681，013088086906
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多维视野下的分析

李 翊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摘要]本文通过对检察机关职能、检察权定位的分析，确定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为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检察权的基本权能，即审查批捕权、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都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而进行。同时以刑事诉讼价值为追求目标，探讨检察执法理念。在明确具体的检察权和抽象的执法理念的基础上，笔者针对当前不相适应的执法观念，总结出应该确立的四种现代执法观念。

[关键字] 职能 检察权 执法理念 执法观念

作者信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硕士
电话：010-65094881
邮编：100026



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
——多维视野下的分析
观念，属于主观范畴，它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强调严谨、诉诸认知，它是经由感性、知性而获得的理性认识。观念的形成与执业特点密不可分，执法观念的形成自然离不开执法机关的执业特点。在我国，执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也包括工商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等行政执法机关，这些机关虽然同样具备执法的性质，但由于职能定位的不同，执法观念也各异。本文探讨的主题为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笔者以为应当立足于检察机关的职能、检察权的定位、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等多维角度进行分析综合，以明确检察人员应当具备的执法观念，这是笔者行文的基点。
一、现行法律视野下的检察机关职能
现代汉语中，职能是指“人、事物、机构应有的作用和功能”。1物理学上的观点，能，与功相配套，物体本身具有的能通过做功进行能量转换。不做功的能只是静态的、抽象的能。沿用物理学概念，人文科学中的职能也可用静态、抽象的字眼来概括其特征。考察检察机关的职能，笔者以为应当着眼于我国的宪政体制。我国的国家权力是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的基础上，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他的国家机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是由立法机关产生，并且是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平行并列的机关。那么，何为检察机关的职能？笔者欣然地发现，宪法已经做了明确的说明。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一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国家这一根本大法明文界定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和地位。而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事物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检察机关这一特殊的性质反馈出检察机关的职能应当是法律监督这一主要方面。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权。前者是指国家授权的特定机关—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的权限，在法定的情形下，依照法定的程序，运用法定的手段，发动推进法律监督程序追究违反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它具有“专门性、授权性、法律性、权威性、诉讼性、程序性、请求性、双重性、被动性、救济性”2的特点。而后者，同前者相比，在“权力的性质、内容、行使方式、行使时机、行使效力以及程序规制上都有不同”。3因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区别于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等拥有的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它是更具有法律授权性、程序规范性的职能。
二、权力视野下的检察权定位
物理学上的解释，物体潜在具有的能一旦做功便发生能量转换，即能由静态转换为动态。类似的道理依然运用在人文科学领域，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检察权的关系：静态、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产生了动态、具体的检察权。检察权，顾名思义，即国家赋予检察机关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引申和具体化。
检察权，首先是一种区别于行政权和审判权的独立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下，一府两院是基本的组织模式，即由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三个平行并列的机关。这些机关相应享有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也是互相独立的。检察权不应也不可能归入行政权或者审判权中。原因在于，检察权一方面不具有审判权的终结性、被动性和完全独立性，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更注重程序的正当性，不具有行政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配置的实体性权力，以及行政权追求实体上的效率和效益的本质”。4
其次，检察权是以法律监督职能为主线形成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检察职权的组合。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此有详细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权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审查批捕、公诉和诉讼监督以及民事审判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权能。而这些权能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而展开。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看，检察机关依法对从事公务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有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这本身是对国家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合法性的监督；从审查批捕权角度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担任着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的重要职责，通过行使批捕权，检察机关可以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不立案的情况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从而履行监督职责；从公诉权角度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权力是代表国家追究犯罪的权力，是对触犯刑律者的监督，目的是维护国家刑法的正确实施；从诉讼监督权角度看，诉讼监督权仅指刑事诉讼过程中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的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一样，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
三、价值视野下的检察执法理念
理念，与观念一样，同属于主观范畴领域。两者区别在于：理念是对观念的理性总结和归纳，是观念的再抽象化。因而，对检察执法理念的探讨有助于观念的形成。
检察执法理念的确立离不开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刑事诉讼价值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是否正当、合理的伦理标准，也是刑事诉讼程序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5而刑事诉讼价值的确定首先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任务切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一任务指明了刑事诉讼最直接的目的是惩罚、控制犯罪。这一直接目的肯定了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安全价值。随着诉讼文明的发展，在以追究犯罪为目的的同时，保障人权的观念也日益深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阶段称呼的改变、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能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的确立、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扩大等等无不反映出刑事诉讼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控制犯罪，还包括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于是人权价值突显出来，丰富和完善了刑事诉讼价值体系。
在刑事诉讼中，安全价值和人权价值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什么样的决定地位？有人认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基本利益，一种是安全利益，另一种是自由利益。在安全和自由两种利益中，认为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是刑事司法最根本的利益，自由利益的维护不应妨碍打击犯罪并要通过对犯罪的惩罚实现，这种观念通常称为犯罪控制观。另一种观念认为在肯定应当控制犯罪的同时，重视个人的合法权利，并认为个人具有政府无权干预的某些基本权利等，这种观念通常称为正当秩序观。6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单一的确定安全价值或者人权价值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促成了两种刑事诉讼目的观的分野
我国诉讼法通论认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应当并重，不宜在这两个方面中确立一个绝对优越的价值标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符合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才能使刑事诉讼真正符合国家、社会以及一般社会成员的需要。”7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主张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结合。当前，各国刑事诉讼制度都是在不断协调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的矛盾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任何纯粹的犯罪控制观和正当程序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由此引申，笔者以为，检察执法应当确立安全和人权并重的理念。具体分析两者的关系，笔者认为，从我国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看，安全和人权应当并重，但在刑事诉讼的某个阶段，安全和人权可以各有侧重。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人权，但绝对不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更不放纵犯罪，这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决定。
检察执法理念的探讨，还应当考察安全和人权的下位阶价值，即公正与效益价值。公正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法律目标和道德理想。现代社会对公正的诠释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实体结果的追求，还逐步开始关注实现公正结果的手段的正当性上。于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共同组成了现代社会人们对公正的理解。效益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取得最大的收获。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数量的增多，有限司法资源的优化利用和配置显得格外重要。于是，效益价值注入给刑事司法领域，弥补了公正价值单一性的缺憾。刑事司法在这两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即公正优先，兼顾效益。在这种执法理念地指引下，检察人员应当严格遵循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高质高效地行使检察权。
四、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
（一）当前不相适应的执法观念
1、监督意识不强：在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和案件承办人中，普遍存在着重配合、轻监督的倾向，注重与公安、法院搞好关系，忽视监督的力度，往往以口头纠正的方式提出监督意见，不能引起被监督者的重视，损害检察机关的权威性。
2、维权意识不够：表现在告权不及时、忽视被告人的陈述权、辩解权和要求提供法律帮助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不深入；对辩护人有冷漠、拖延的现象。司法实践中，检察人员往往持有强烈的犯罪控制观，决策部门与公众舆论也更加倾向于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特别是犯罪率的不断上升，社会方方面面要求严惩犯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则有所忽略。超期羁押、影响被告人律师会见权等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维护，给检察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同时重查处、轻预防，大部分检察人员存在就案办案的思想，不重视预防犯罪、综合治理的作用，不注重将办案工作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
3、强调诉讼结果，忽视诉讼效率。检察机关大多数案件以处理结果来衡量工作业绩，不少检察干警存在过分追求诉讼结果的观念，认为相对不起诉是侦查工作的失误所致，立案即定案，撤案即错案；检察机关可以终结的案件也一定移送到审判机关，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效率的降低。实践中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比例并不高。据调查，从某基层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从1997年至2001年，建议适用率与法院实际适用率基本相同，为47.7%，还存在相当地适用余地。
4、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工作中强调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忽视对公益的维护，特别是国有资产的保护。长期以来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工作是以当事人申诉为起点，以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申诉人的利益一般都是个体或是小集体的利益。我国入世后大量国外资本涌入中国市场，归国有资产的兼并、收购将更加频繁，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将成为大问题。目前立法欠缺，检察人员对于该领域进行公益诉讼的意识也不强。
（二）现代执法理念的确立
立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围绕检察权的具体权能，以刑事诉讼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笔者以为，检察人员应当纠正与时代、与法律监督职能不相适应的观念，结合新形式，真正树立现代执法观念。
（一） 树立监督意识
检察权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化，因而，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应当从检察权的具体权能出发，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真正把检察权的行使落到实处。
首先，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加大惩治力度。随着我国入世谈判的成功，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国家的行政执法权力由于市民社会的冲击而受到规制，但规制并不等于弱化行政执法，相反有些部门的权力会扩大和加强，这就使得这些职能部门的职务犯罪会突现。如海关，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频繁，进出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度增加，海关监管的任务随之加重。而海关工作人员受到海内外走私分子拉拢腐蚀的机会也会增加。近年来大批海关官员纷纷落马就表明在这个环节的犯罪已经相当严重。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7月至2000年5月，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要案10066宗，案值人民币126.3亿元。8同时还有一些掌管贷款、结汇、担保等经济大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也纷纷走进了职务犯罪的泥潭。面对这样的形式，检察人员应当仔细分析形式，在职务犯罪的易发领域加大侦查力度，掌握经济贸易规律，不仅注重对国内法的适用，还要加强对国际法的学习和运用意识，完善取证手段，注意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以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监督。
其次，进一步完善公诉职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唯一的公诉机关，承担着追究和控诉犯罪的重要职责。随着刑事诉讼法实施及新的庭审体制的确立，公诉工作首先转变的是观念，在刑事诉讼中树立以公诉为中心，起诉指导侦查、侦查服务公诉的指导思想，从而使犯罪受到有力的惩罚。检察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多渠道的将工作向前延伸。在办理1996年河南中原严打第一案“2.15”特大抢劫杀人案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提出40余条建议，并派员出席了现场勘查等工作，及时、全面固定了有关证据。此案在提请批准逮捕15个小时内，检察机关就对14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在半个月时间就将13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而且法院均作出了有罪判决，其中8名主犯被执行枪决。对此，侦查机关非常满意，这说明了检察机关指导侦查的可行性。9实例证明了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等多种形式指导侦查活动，提高公诉质量，进行精密司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
再次，加强诉讼监督的权能。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监督主要体现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事执行监督。检察机关应该改变以与公安、法院搞好关系为重的工作作风，加大力度，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在实践中探索工作新思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如立案监督方面，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对不该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要依法监督，坚决纠正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侦查监督方面，及时发现遗漏犯，强化对诉讼活动中严重违反程序、侵犯人权问题的监督，坚决纠正滥用和随意改变强制措施的现象，依法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审判监督方面，加强对徇私枉法造成的重罪轻判、轻罪重判、有罪判无罪案件的抗诉，重视对不服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申诉案件的复查工作，注意纠正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诉讼权利等问题。执行监督方面，监督纠正判决后不依法交付执行和以钱抵刑等问题，注意保护当事人和在押人犯的合法权益。检察人员应当立足于刑事诉讼中的这几个环节，牢固树立法律监督的意识，依法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合法行使职责。
最后，民事检察监督应当树立公益监督的观念，使检察机关在入世后成为国有资产的“保护神”。检察人员应当按照高检院《关于强化检察职能依法保护国有资产的通知》，树立公益监督的观念，不断探索工作的新思路，对于危害国有资产的行为依法追究，为完善该项立法提供实践依据。
（二） 树立安全意识
从现有的犯罪形势看，犯罪率不断上升，犯罪不仅在罪名上有所增加，而且手段上也日益隐蔽。面对这样的形势，检察机关应当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出发，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并时刻牢记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使命，保证我国刑事法律的权威性，切不可违背法律办事，损害法律的权威，影响检察机关的威信，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具体如下：一是要忠实于法律。要强化宗旨意识，把执法为民落实到检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二是要转变执法作风，树立法律权威；三是提高办案质量。要规范职务犯罪的侦查行为，完善案件初查、立案、撤案的相关制度；要制定案件审查起诉标准，对不起诉案件实行公开审查，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四是要做好控告申诉工作。落实首办责任制，积极主动清理控申积案。
（三） 树立人权意识
当今世界，人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人权观念的产生给没有任何亲和力的刑事立法带来了人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树立人权意识，首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如会见权、辩护权等，依法给予他们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相抗衡的制度空间。利益是权利的源泉和内容，权利是利益的法律表述，权利又构成了人权的核心。诚如庞德所言：“通过使人们注意权利背后的利益，而改变了整个权利理论。”10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是以首先承认被告人利益优先开始的。其次树立人权观念的重大体现在于对程序的关注。检察人员应当增强公开意识，继续深化以“权利告知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检务公开，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权利获得救济的检察途径，增强权利救济中的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