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周成泓
时间:2024-07-04 18:14:2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383
美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周成泓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先民多是为了逃脱暴政的压制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故而他们十分强调自由和自治，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即体现了这一精神[1]。美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以美国宪法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与理念为基础的，它赋予并保障了了美国人民接近司法的权利，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诉讼费用制度自然也较为强调诉讼费用的诉权保障功能。
与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费用的构成不同，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包括审理费用（costs）[2]和律师费(fees)，以下分别对其进行阐述。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及各州的法律均不相同，本文的论述以联邦法律为主，兼及一些州法。
一、审理费用的范围、征收标准及其负担
（一）审理费用的范围
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第54条第4款之规定，当事人在联邦法院进行诉讼应交纳的审理费用包括以下几种：（1）起诉时应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此项费用在性质上与我国的案件受理费相同，具有国家规费的性质。（2）因庭外录取证言和庭审速记而支付给法院记录员的费用。此项费用与我国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相似。（3）出庭证人的费用。由于美国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情况下，证人由当事人自行传唤，相应地，证人出庭作证所发生的费用也由传唤该证人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偿付；当法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传唤证人时，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可以作为审理费用的一部分，按照诉讼费用分担的原则确定由某一当事人或当事人共同负担。（4）胜诉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支付的诸如文件费、复印费等小额费用也可以作为审理费用而获得补偿。（5）执行官、法庭任命的专家和翻译人员的费用也应记入审理费用之列。
在美国，律师费一般不能纳入诉讼费用，而是由双方当事人分别负担，这被称为“美国规则”。当然，该规则也存在例外，根据《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的规定，当实体法确定这种费用的补偿构成损害赔偿金额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提出律师费用的请求，即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费可以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符合这些条件的案件大多是一些涉及民权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案件。
另外，根据《规则》第54条第4款第1项的规定，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提起诉讼的费用，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由对方当事人负担。美国确立这一制度，是出于给官民关系中的公民个人提供特殊保护，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生纠纷时，鼓励公民个人起诉，以实现司法权制约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扩张之目的[3]。
（二）审理费用的征收标准
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审理费用也是根据费用的不同种类而采取不同的征收标准的。具体如下：
1.案件受理费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审理案件的成本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此外，为体现司法低廉原则，联邦法院不是按照案件的争议金额或者诉讼标的征收案件受理费，而是按案件件数收取固定的费用。1999年联邦地区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5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00美元，联邦最高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则为300美元[4]。之所以上诉审采取较低的收费，而联邦最高法院收取的受理费较高，是因为在美国，二审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相反为了给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鼓励当事人上诉，而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不是当事人普遍享有的权利，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一般限制当事人向最高法院上诉。
2.向法院书记员给付的费用和部分当事人费用
向法院书记员给付的费用和部分当事人费用，一般情况下按实际支出数额予以征收，但以合理需要为限。至于何为合理需要，由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决定，对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异议，然后由法院书记员以非正式听审的方式加以决定。
3.证人出庭费用
当事人支付给证人的出庭费用的数额，由法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b）（2）项规定，指定的专家证人有权在法庭允许的数额内获得补偿。在刑事案件和根据宪法第5修正案包含此类补偿的民事诉讼中，补偿金在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在其他的民事案件中，补偿金将由当事人根据法庭确定的比例和时间支付，法院按照与确定其他费用的方式相似的方式做出具体决定。
（三）审理费用的负担
由于在理论上，审理费用通常被认为是败诉的固有后果，是对不当增加审理费用及不当延长诉讼的抑制策略，故《规则》第54条第4款第（1）项规定，除美国制定法或该规则明文规定以外，只要法院不做出别的命令，律师费以外的费用当然补偿给胜诉方当事人。但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方当事人虽然败诉，但败诉方并不一定承担诉讼费用：（1）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提起诉讼的费用，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由对方承担；（2）宪法第5修正案所涉及的民事案件中，证人和专家证人的出庭费用从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其中，第一种情况下的费用应在接到通知的1日以后由书记官评定；对评定的费用，如果当事人在5日以内提出申请，法院应对书记员的处分行为进行审理。
共同诉讼人败诉、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时审理费用如何负担，对此《规则》没有做出规定。不过按照一般法理，此时的审理费用负担应当按照双方的实体责任按照比例进行分担，但是因某一当事人自身的过错而引发的费用，应当由该当事人自己承担。另外，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发生诉讼时分摊律师费用的条款。据此，当事人可以订立合同约定，在就合同发生纠纷时，胜诉人可以追索可能判决的损害赔偿以及律师费。
二、律师费用
（一）美国规则
按照《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之规定，律师费用一般不计入诉讼费用，不能从对方处得到补偿，而是由当事人分别承担各自的律师费，这种律师费的负担方式被人们称为“美国规则”。美国法律将律师费作为诉讼的附属事项而与诉讼标的区分开来，除非法律或者规则另有规定，它是不能得到补偿的。关于“美国规则”的确立理由，有学者认为，诉讼是十分不确定的，当事人不应仅仅因为起诉或进行辩护而受到惩罚，如果律师费实行败诉者负担原则的话，穷人就会因为害怕一旦败诉的话就要承担对方的律师费而不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此外，时间、花费以及证明何为合理的律师费也会给司法当局带来沉重的负担。在上述两个理由中，前者是主要的理由。在大多数人身损害案件中，原告无力负担己方的律师费，而是依靠风险酬金才使诉讼得以进行。许多原告也会仅仅害怕负担高昂的律师费而不敢起诉，即使这种风险较小[5]。除此以外，另有学者认为，对抗制、陪审团审判以及挑选法官的程序使得美国的诉讼较之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来说，更为昂贵和难以预料，也是致使美国采取该规则的重要原因[6]。
（二）美国规则的例外
1.法定的例外
有180多部联邦制定法和4000多部州制定法规定可以对律师费进行补偿。大多数这类法律的理论根据是，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能够激励当事人起诉从而更好地执行法律。但是不同立法的具体规定是不同的，其理论基础也不相同。
2.恶意诉讼的例外
在恶意诉讼中，法庭可以对律师费的偿付做出裁定，这种偿付是对不当诉讼行为的惩罚。上述裁定也可以对律师做出，其典型案例是Railway Express Inc.v.Piper一案[7]。在该案中，律师未经其当事人同意就提起一桩集团诉讼，并且没有对对方当事人的书面质问书进行答复，就代其当事人做出书面笔录，提出案件摘要书，并且无视法院的各种命令，等等。
3.藐视法庭的例外
对故意违反法庭命令的当事人，法庭可以确定由该当事人负担律师费。不过，做出这种裁定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当事人并没有要求得到律师费补偿的权利。
4.合同的例外
法院可以对合同中的律师费条款进行强制执行，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以及华盛顿州的法律就规定，任何合同，只要规定律师费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就其所支付的律师费予以补偿[8]。
5.家庭法的例外
通常法院会在离婚案件中做出律师费的裁定，配偶一方可以将律师费视为各自所得财产或者是抚养孩子以及支持不能独立生活的另一方之费用的一部分而予以支付。一些州还就家庭案件中的律师费裁定的程序做了规定，例如，伊利诺伊州的法律指示法庭，当认定配偶一方有足够的财力支付律师费而另一方支付不起律师费时，法庭可以做出中间律师费裁定，以使起诉方能够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
6.附属诉讼的例外
当被告错误地使原告卷入附属诉讼时，原告可以被告要求偿付其为进行该诉讼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律师费），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恶意告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附属诉讼”属于用词不当，因为任何附属的法律费用均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补偿的途径也不只是诉讼一途，还包括协商等[9]。
7.私人首席律师（the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的例外
在Alyeska一案中，法官拒绝适用司法创制的私人诉讼促进公共政策的例外规则，但是该案的裁决对由州法调整的诉讼请求（state claims）不予适用。好几个州基于私人首席律师理论规定了律师费补偿制度，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州宪法上的请求，不过，也有不少州明确表示拒绝这样做[10]。
8.共同基金（the common fund）例外
当某个案件创设了一个其他人也可享有的共同基金，原告及其律师有权得到律师费补偿。反托拉斯法授权原告有得到律师费补偿的权利，防止消费者欺诈法大抵也是这样规定的，不过其理论基础不是律师费裁决理论。在这些共同基金案件中，律师费从当事人应付给集团的诉讼请求金额中进行扣除。律师费由集团而非当事人支付，集团律师可以从共同基金中支付律师费，即使该项请求并非由关于律师费裁决的法律所规定。
（三）律师费的单向转移
律师费的单向转移是指，仅仅胜诉的原告有权获得律师费补偿，而胜诉的被告方没有这个权利。这方面的联邦法上的例子有反托拉斯法和公平劳动条件法等。而一些州法规定所有胜诉的原告均有权得到律师费补偿，但是仅仅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胜诉方被告才有权获得律师费补偿，其典型例子是德克萨斯州的防止欺骗交易法，该法规定，当诉讼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没有理由，或者出于恶意而提起，则被告有权就律师费获得补偿。此外，一些州法表面看起来是中立的，但却朝着有利于原告的方向进行解释。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有关人权方面的法律，比如，防止雇佣歧视法规定，法院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权做出对胜诉方当事人予以合理的律师费补偿的裁决。
为何当法律对胜诉的各方持公允态度，而法院的裁决会如此地不相同呢？对此，法院的回答是，胜诉原告维护的是联邦政策，败诉被告是被判决的犯错者；但是胜诉被告保护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败诉原告并未做错什么，法院担心赋予胜诉被告以律师费补偿权会抑制原告提起无懈可击以外的其他诉讼。
律师费单向转移制度集中体现了美国鼓励诉讼的政策。如果原告必须支付己方的律师费，他们就能负担得起那些虽然有价值但却并不经济的诉讼。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所有的赔偿，而不是只获得除去了律师费之后的赔偿，此外，如果情况变糟，他们也不必过于担心责任问题。
（四）胜诉酬金
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关于律师报酬的协议，按照这种协议，律师在准备和出庭陈述方面投入必要的时间，律师的报酬为当事人将来可能取得的款项的一部分。在美国，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一般都使用这种协议[11]。过去的普通法认为胜诉报酬协议是无效的，其理由是它是支持诉讼之人与请求权利人之间分享诉讼成果的一笔交易，不当地促进了他人的诉讼，并且这种协议还是经济性的发动、支持他人在法庭上或在别的场合进行争吵——而这些行为均被过去的普通法认为是犯罪。
在当今美国，胜诉酬金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院也可能宣告此类协议无效，比如离婚案件，其理由是胜诉酬金协议会不恰当地推动离婚。在City of Burlington v. Dague 一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或然增加的补偿额。最高法院裁定道：或然增加的补偿额与胜诉方当事人的要求不相符合，因为这不过是当事人就其败诉支付律师费的一种掩盖方式；最高法院还驳斥了认为或然增加的补偿额实际上是对律师诉讼风险的一种补偿的观点[12]。
关于涉外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若干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裴显鼎
今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作出了调整，即将该法原第二十条第（三）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外国人犯罪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规定删除，这就意味着基层人民法院从明年起可以审理第一审涉外刑事案件。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涉外刑事案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初期，涉外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现已基本扩大至全国范围。同时，案件种类增多、涉案人员增多、外方交涉增多，此类案件很多都是判处轻刑的案件。在以往涉外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各中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理，按照有关条约规定及时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切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已经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良好的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级别管辖调整后，基层人民法院将要面临一项全新的刑事审判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将及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保涉外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于涉外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主要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涉外刑事案件被告人身份的认定，主要是国籍问题，需要以被告人进入我国境内时所持有的有效证件予以确认。国籍不明的，以公安机关查明的为准。国籍确实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人对待，适用外国人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在实践中，有中国公民以购买等方式取得外国国籍且同时具有中国国籍的情况，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加以认定。该条规定，中国公民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国公民定居外国，二是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如非同时具备，则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外国国籍，仍应认定为中国国籍。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这也是认定国籍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准。
其次，关于涉外刑事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我们认为应遵守下列原则：1.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2.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的案件，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由该外国人入境地或者被抓获地的人民法院管辖；3.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的案件，由该公民离境前的居住地或者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4.中国公民在驻外的中国使领馆内犯罪的案件，由该公民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其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器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航空器在中国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7.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案件，按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有关管辖协定确定管辖。没有管辖协定的，由犯罪发生后该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人被抓获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8.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国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涉外刑事案件，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的人民法院管辖；9.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指定管辖的，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三，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适用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审判程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具体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与我国签订双边条约的，适用双边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条约，但是参加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下简称《维约》）的，适用《维约》的有关规定。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条约，也未参加《维约》，但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参照《维约》和国际惯例办理。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也未参加《维约》的，可以参照《维约》和国际惯例酌情办理。
第四，外国籍当事人委托律师辩护、代理诉讼或者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代其聘请律师，应当委托或者聘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外国籍被告人委托其近亲属或者监护人担任辩护人，符合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代其办理委托辩护人事宜时，应当提供与该外国籍被告人关系的有效证明。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外国籍被告人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应当由其出具书面意见，或者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后，人民法院予以准许。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外国人寄给中国律师或者中国公民的授权委托书、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代其办理委托事宜提供的与该外国籍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文件，应当经被告人国籍国公证机关证明、该国外交机构或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具有法律效力。但中国与该国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第五，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并应为外国籍当事人提供翻译。开庭审理时，由人民法院提供的翻译人员承担庭审翻译任务。翻译人员应当在相关笔录和诉讼文书上签名确认。外国籍当事人或驻华使领馆请求自行聘请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提供语言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有关费用由外国籍当事人或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自行承担。
外国籍当事人通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文字，拒绝他人翻译的，或不需要裁判文书译本的，应当由其本人出具书面意见，或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确认。
第六，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应当依照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及时通知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但未设使领馆的国家，可以通知其代管国家驻华使领馆。无代管国家或者代管国家不明的以及国籍不明的或者无国籍人不予通知。《维约》第36条规定：“……领事官员得自由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会见。……领事官员有权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与之交谈或通讯，并代聘其法律代表。领事官员并有权探访其辖区内依判决而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但如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国民明示反对为其采取行动时，领事官员应避免采取此种行动。”因此，对于外国籍当事人请求不予通知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又不违反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可以不予通知，并应由其出具书面意见，或者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确认。但是，外国籍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除外。
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及监护人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官员要求探视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边条约或国际公约的规定，或根据对等互惠原则和参照国际惯例予以安排，我国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及监护人请求探视，需要提供经被告人国籍国公证机关证明、该国外交机构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请求人与该外国籍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文件。但是，中国与该国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外国籍被告人拒绝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或者近亲属探视，又不违反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可不予安排。但应由其本人出具书面意见，或者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
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外国籍被告人要求与其近亲属、监护人及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通话、通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对于违反我国看守所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安排或加以制止。对于有妨碍审判或者羁押内容的信件，可以不予转交。
第七，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和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涉外刑事案件，外国使领馆官员要求旁听的，如果有关国家与我国已签订的领事条约中有规定，按照条约的规定办理；没有签订有关条约或者签订的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人民法院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定期宣判的案件，应当先期通知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的驻华使领馆。
法庭审理笔录应当交由外国籍当事人阅读或由翻译人员为其译读，当事人认为笔录与庭审情况不符或者有遗漏的，可以予以补正，并由其签名确认。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涉外刑事案件，适用第一审程序中有关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委托辩护、探视、宣判、送达等事宜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二审涉外刑事案件，均适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双边条约、国际公约对于相关期间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第八，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外国籍当事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采取下列方式送达：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签订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按照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是双方有外交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送达；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当事人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由诉讼代理人代为送达。对中国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我国驻外使领馆代为送达。
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索要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
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遇有外国籍当事人死亡的，如果我国与该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签订有双边条约，人民法院应当在条约规定的时间内，将死亡时间、地点、已确定的死亡原因等及时通知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没有签订双边条约的，应当按照《维约》或者国际惯例尽快通知，最迟不超过七日。死亡原因在上述期限内无法确定的，在确定死亡原因后应当及时补充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
“问路收费”背后的法律问题
（李艳新律师）
近来，西客站“北京向导”问路收费事件在北京的各大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从古至今，助人为乐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企业方面声称自己属于“半公益”性质，对某些信息查询不收取费用，但从社会道德的角度上来讲，“问路要交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从而在公众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广大公众从道德习惯出发，对此事表示出强烈的反对。一些人认为“问路”是铁路部门理应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认为“北京向导”有偿服务的出现和合法化还将减弱西客站管理部门本应负有的公益义务。行政机关从首都形象出发，也进行了一定的干涉。
笔者认为，在信息多样化的时代，要求个人掌握某一领域的全部信息已经成为不可能。查询各种信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问路”作为一种新兴行业，就是在这种大趋势下应运而生的。虽然这一行业的出现与人们的日常习惯和道德准则相悖，但其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当然，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看，“问路收费”还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
“北京向导”的服务范围之一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有偿信息咨询服务。因此，基于服务行为就在服务方和被服务方之间产生了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从民法基本理论而言，该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一种服务合同。而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有其产生、变更、解除、终止的过程。我们就来探究一下“问路收费”服务合同成立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有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则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经承诺，合同即告成立。有些合同订立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要约邀请的阶段。所谓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又称要约引诱，比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业广告、招标公告等。发出要约邀请的目的，是希望消费者或相对人向自己提出要约，而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世界各国一般都承认商业广告的要约邀请性质，但同时也认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商业广告也可以构成要约。如果一个广告具体表明了合同内容，并且表明不需要讨价还价，明确地表示受广告的约束，该广告就应作为要约对待，而不是要约邀请。
据报道，在“问路收费”服务中，服务方提供的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即为广大公众提供诸如常用电话、长途区号、公共交通、地名查找等信息，并对收费标准进行了明示。这种信息服务不是普通的商品，不会受到数量、质量、规格等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其标示的服务项目范围内，接受服务的一方不必为查找哪一条信息与服务方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也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例如，当我需要查找从西站到达北京市内某一条小胡同的路线时，由于服务方列出了“地名查找”的服务项目，我就没有必要就服务方的数据库内是否有关于该胡同的信息而进行问询。所以，服务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范围以及收费标准，不是要约承诺，而是已经构成了要约。既然服务方已经作出了要约，那么被服务方作出承诺行为，即被服务方向服务方提出在其服务范围内的查询要求时，服务合同即告成立，双方就应当受合同约束，行使合同权利，并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
被服务方作为合同一方，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就是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如果被服务者接受了服务却拒绝依照双方的约定（也就是服务方明示的收费标准）支付费用，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另一方面，服务方在合同成立后（即被服务方提出合理的“问路”要求后），应当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所谓合同的适当履行,又称正确履行或全面履行,是指当事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由适当的主体在适当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以适当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同义务的履行原则。就“问路收费”服务合同而言，服务方作为义务方应当在其收费服务范围内，及时、准确、全面、并以适当方式提供被服务方需要的信息。如果没有做到其中的任何一点，服务方就构成违约。及时，是指服务方应当在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向被服务方提供有关信息。准确，是指服务方提供的信息应当能够实现被服务方的预期目的，例如依照服务方提供的行车路线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或场所，这就要求服务方必须及时更新其数据，避免提供过期的信息。全面，是指服务方应当提供合理数量的信息。例如，如果被服务方希望乘公共交通工具从北京西站到中关村，那么服务方应当在其收费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换乘路线和交通方式，其中可以包括公共电汽车、地铁、城市铁路等。以适当方式，是指服务方应当采用合理的、便于使用和记忆的方式提供有关信息。例如，服务方应当将换乘路线及首末车时间等打印出来，交给被服务方，使其能够依照提供的途径和方式，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之所以强调“以适当方式”的要求，只要是考虑到北京的各种设施种类繁多，仅交通一项就令人大为头痛。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难以记忆换乘车站和站名，就更不要说初到北京的人员了。如果服务方根本就不能提供被服务方需要的信息，那么服务方的行为就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下，服务方当然也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服务方还可以解除服务合同。
当服务方不能依据服务合同提供被服务方需要的服务时，被服务方很有可能遭受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损失将以多种形式出现，可能由于其提供的交通路线不是最佳路线导致时间延误、多余的支出，也可能由于邮编错误导致邮件被退回或误投。间接损失将更加多种多样，而且通常间接损失的数额会大大高于直接损失。因此，如果出现服务方提供的信息错误或不及时地情况时，很有可能会出现纠纷。而在服务方明示的内容中，并不包含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
据闻，“北京向导”将于近期恢复“问路”咨询。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仅就有关事项提出完善意见：
一、细化收费标准：应根据提供的信息数量的不同，收取不同金额的费用。物价部门也应对服务收费进行重新核定。仅以公共交通路线为例，由于某些路段经常性地出现交通拥堵，服务方应在收费范围内提供尽量多的路线和交通方式。当然，考虑到运营成本和公平合理的因素，如果被服务方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应当支付更多的报酬。由于被服务方的需求有所不同，收费标准应比较灵活，制定不同的额度，给被服务方选择的空间。
二、明确服务质量标准：有关主管部门对服务方提供的信息的质量进行规范。内容包括是否最新资料，是否最短行车路线等。
三、对服务方提供的查询结果的格式加以规范：查询结果的打印件应注明信息来源。这里的“注明信息来源”是指，服务方应在查询结果上签注公章或其他足以表明信息来源的方式，以备发生纠纷时进行核查。
四、对格式条款加以规范：由于服务方提供的收费标准等信息属于合同格式条款，因此应当对这些条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查。
五、对“有偿信息”加以规范：由于公众对“问路”服务的高度需求，尤其是在西客站这样外来人员集中的特殊地区，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形：服务方优先向被服务方提供某些企业的信息，同时向这些企业收取“广告”费用。而这种行为将最终损害被服务方的利益，使得“问路”服务部分甚至完全丧失其服务于社会的性质。因此，企业，应当注重行业形象。同时，主管部门也应当适时出台有关法律法规，对这类“半公益”性服务的运行做出规范。
随着“北京向导”的重新营业，此类服务提供商也将逐渐增多。而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将逐步显现。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市场风险，随时更新各类信息，不断提高服务水准。同时，如何规范这类服务，既方便公众，又能使这一行业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在公益形象和商业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是摆在管理部门和企业面前的?d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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